二零零六年二月四日，星期六，农历立春。不管在黄历里面，这是不是个好日子，那天我跟Lyle结婚了。

早晨八点不到，最后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妆化的很淡，很快就好了。梳头比较费时间，因为我的头发直的打滑，发型师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一绺一绺地夹卷，在脑后梳成一个稍有些蓬松的发髻。我一直就想把头发梳成这样，从前也试过，但从来没有成功过。礼服后面开得很低，在戴上头纱之前，大片后背露在外面。尽管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肿，从某个角度看上去，镜子里面的我还是有点像埃德加·德加练功房里的舞蹈演员。

我的三个伴娘，一个靠在窗边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烟，嘴里调侃着这个那个；另一个两只手的拇指在Blackberry的键盘上飞舞，别人跟她说什么都是心不在焉地回答：“嗯？你说什么？”我笑着想，她们跟我应该可以算是同一个风格的。三个人里面，只有Victoria恪尽职责，在旁边陪伴，两只手托着脑袋，看着我梳妆打扮。

“要是你去年结婚就好了，我那时候刚刚减肥成功，比现在瘦，只有九十四斤。”她对我感叹，转头又去向化妆师讨教，怎么才能把睫毛夹得更翘一些？化妆师可能把她当成了目标客户，热情地教她，又给了她一张名片，叫她婚期定下来了就给他打电话。

小姑娘笑起来，嗔怪似的说：“我？结婚？我还不到二十岁呢！”

但事实上过去的一天里面，她已经说了无数次，她结婚的时候要定哪家酒店，穿什么样的衣服，捧哪种颜色的花束。我的那两个同学其实比她更接近结婚的年纪。不过，在大多数人的眼睛里面，女孩子就是分成两种的，只有结婚梦想的，和有结婚之外的梦想的，跟漂不漂亮没有多少关系。而我又算是哪一类呢？我是否还有一丝一毫的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变成为我曾经梦想成为的样子，Rona那样的人呢？

婚礼开始的时候，天空阴沉清冷，气温仍旧很低。将要举行仪式的圣公会教堂面积不大，礼堂里到处是白玫瑰、积雪草和香槟色缎带扎成的花球装饰，一队着白袍的童声唱诗班手持白色蜡烛演唱，烛光温暖摇曳。我在礼堂门口解下那条雪白的貂皮披肩，红毯尽头，Lyle看起来文雅英俊，看到我的第一秒钟就露出了由衷幸福的微笑。爸爸带着我过去，把我的手交到他的手上。三个人都多多少少显得有些紧张。

身披白色生丝法袍的牧师问到：“LyleUltan，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从今天开始圣洁的婚姻生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富贵或是贫穷，健康或者疾病，爱她珍惜她直到生命尽头吗？”

而他回答：“我愿意。”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晰干净。

同样的问题，问到我。我几乎有点结巴了，但终于还是说出来：“我愿意。”

我们交换戒指，圣歌齐颂。任何人都会被这样场面感动，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这些词句是真的。我的眼泪从脸庞滑落，Lyle替我擦掉，做出口型，不出声地对我说：我爱你。

至此，一切皆是完美。如果可以，我希望那个时刻可以永驻而不逝去。

婚宴上用的冰雕是丘比特亲吻普塞克34。像是个隐喻，又有点不太吉利。不过，我跟Lyle都很喜欢那个造型，而且神话最终的结局还是好的。Nicole和Cheryl-Ann也觉得它够别致，远比常见的天鹅或是海豚上档次。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可说是各得其所。想要结婚的结了婚，想要摆排场的摆了排场。连Victoria也如愿跟一个叫Howard的帅哥交换了电话号码。跳过第一支舞之后，我们准备出发去机场。许多人过来道别，爸爸妈妈过来抱了抱我，对我说小心身体。我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回答“知道了”，其实是怕流下眼泪来花了妆。回过头，看见一只握着一副宝蓝色缎子手套的手，好像不经意似的擦过Lyle的手背和衣袖。Lyle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倒是我抬头看了一眼，周围都是贺喜的人群，连个背影也没看见。

我抓住最近的一个现场指导，要他安排车子送我父母和伴娘回家。他回答早就准备了，再一次让我觉得这场大戏里面，我根本就是个不明就里、不知所措的客串演员。我回休息室去卸妆换衣服，走进电梯的时候，发觉Lyle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突然觉得，这个时候开口问别人他在哪里，很傻很尴尬。不自觉地想起刚才那只手，手很白，手指修长，干净好看，指甲修成弧度优美的椭圆形，只带那么一点点尖，涂着透明的珍珠色指甲油……就像拍电视剧那样想下去，我知道自己不是认真的，而且下一秒钟就开始在暗地里自嘲：结婚不过几个小时，我就像许许多多要面子的已婚妇女一样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努力维护纯洁、幸福、理想化的家庭形象了。

这样或者那样的想象继续着，直到我推开化妆间的门，看到朝向花园的落地窗开了一扇，狭长的窗帘在冬天的冷风里向房间中央飘散，Lyle就站在窗边，听到开门的声音回过头，向我伸出手来，把我拉到他身边。他喝过一点酒，嘴里有酒精和玫瑰香葡萄的气息。他拥抱我，吻我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刚才的念头很可笑。

似乎过了很久，我对他说：“要来不及了。”

“会等我们的。”他喃喃地回答。

大多数时候，我们两个人中间，我总是比较现实的那一个。

我们飞越大西洋，抵达圣莫里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不太理解旅行手册上说的“清爽的香槟气候”指的究竟是什么，不过，我们在那里度过的三天时间，每天都是干冷而晴朗的。天空总是一成不变的碧蓝，朝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白雪皑皑的山峦似乎触手可及。森林苍翠，湖泊纯净，托马斯？曼35曾经说过那里是地球上极少数能让他觉得幸福的地方之一。但我在那里的每一天却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发愁——那个时候，Caresse在我的肚子里长到十八周半，就在婚礼之前的两三天，我开始能捕捉到胎动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候，而且还是隐隐约约的，就像蝴蝶扇动翅膀那样细微，但它确实在那里动了。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之后，那种感觉突然停止了。整整三天，它一下都没动过。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第一次怀孕的人都会有相似的感觉：一开始，我觉得不是怀孕而是误诊，然后开始怀疑它可能长得不大正常。十六周之后它总是不动，又害怕它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总是觉得会留不住它，看不到它足月出生的那一天。虽然，在知道它存在之前的那一个多月里面，我又跑又跳还做过瑜伽，加班熬夜，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百无禁忌，它也过的安安稳稳地，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不管怎么说，在圣莫里兹的那三天里面，我时时刻刻都在为Caresse担心。

每天我都说很累，不舒服，并以此为借口在床上躺上大半天。累是真的有点累，但更主要的还是不想错过肚子里面任何细微的动静。我没敢跟Lyle说，不知道他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是无所谓的笑我胡思乱想，还是郑重其事地带我去医院检查？我们是为了这个小孩子结婚的，如果它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事情可能会变得很讽刺。

因为它，Lyle变得从来没有过的殷勤亲切，寸步不离地陪了我三天。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房间里吃饭，从阳台上眺望白色和冰蓝色的远山。每天晚上入夜之后，会有一条蜿蜒璀璨的灯带一直深入到山谷里去。除了欣赏这些推开窗就能看见的景色，我们几乎没出去游览，最远只到酒店楼下和附近商店餐馆而已。圣莫里兹是德语区，但店员和侍者们总是跟我说英语，跟Lyle说法语，只因为我们看起来不一样。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Caresse还是没动静，我慌了，忐忑不安地告诉Lyle。他开头还安慰我说肯定没什么问题的，过了一会儿伸手过来放在我有些圆鼓鼓的肚子上，又把耳朵贴在上面听了听，他也开始担心了。

于是，我们到达洛桑的第一件事变成了看医生。

一个中年男医生给我检查，告诉我一切平安无恙，用钟形听诊器就可以听见胎心音清晰平稳，每分钟大约一百五十五次，接着又问：“十九周了，你们想不想知道性别？”

我们几乎同时回答，Lyle起先说不想，听到我说想，又改了口。于是，在那个由无数山坡和无数深谷组成的小城市里面，那个水晶球里的童话之城，我们手拉在一起，第一次看到Caresse的脸，也终于知道，它是个女孩子。超声波照片印出来有七寸那么大，一片温暖的橙色里面，细小的五官柔和而含糊不清，眼睛闭着，一只手做着个招手似的动作。

可能是超声波吵到她睡觉，离开诊所之后，她又开始动了。

蜜月旅行在两周之后草草结束，既没有满一个月，也没有太多甜蜜的感觉。

白天，我每个小时都要去一次厕所，其余时间总在抱怨天气太热、鞋子太紧。在日内瓦，我们几乎逛遍了联盟路上的每一家店铺，只为挑一双舒服的鞋子。而Lyle一次又一次地从店员手里接过鞋子，跪在地上帮我穿了又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