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历与星命并为一谈。廷臣不解历法，唯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复用新法。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

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算术已沟通中西，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

第九、千古一帝的瑕疵

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露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唯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圣祖以儒学开一代风气，儒家言：天子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则家齐，然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圣祖过举无多，不可谓身不修，然诸皇子之狠戾残贼，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临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驾亦有疑义，复开兄弟相杀之端，此亦人伦之变矣。帝于诸王，纵之太过，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为择师保，而为权幸所间，敬礼不终，后遂无正人敢为太子师者，太子亦不复择师。观应诏陈言之董汉臣，当太子有师保时，而以“谕教元良”为说，与“慎简宰执”并举，则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征象。而为太子师者即汤斌，斌亦言惭对董汉臣，盖有不可显言之故在。其“慎简宰执”一言，侵及明珠、余国柱，阁臣合而仇言者，汤斌为众矢之的，几获重谴。当是时，明珠权倾内外，正人悚息，以倾轧牵及太子之师，无从施教。太子如此，诸王可知。圣祖于训子之事，不列于政治朋党之外，旗下人家视教子之师为教书匠，此风在圣祖时已然，殆亦关外遗传之弊习也。录其事证如下：

《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大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于十八年为六岁）。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太子十三岁。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

蒋氏《东华录》：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叙汤斌奏永禁苏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后，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辅导皇太子之任，非汤斌不可者。’至是上谕吏部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统领官僚，专资赞导。江宁巡抚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以来，洁己率属，实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风示有位。’”

以上蒋《录》所有，而王《录》皆无之，殊为可异。有何可讳而烦删削？如《实录》未削而王氏不录，岂以此为无关政事耶？旧国史馆《汤斌传》又悉载入。要之当时宰执之非人，固大不理于人口，而与元良之教并举，则太子失教，亦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权，余国柱济恶，阁员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汤斌之由巡抚入为太子师，亦由明珠辈不得婪索于苏省，怂恿内召，机械变诈，盛极一时。圣祖无尊重子师之诚意，清代名流，以汤为一代名臣之最，记其言行事实者极多，《史稿》略采众说，得其大意，与旧史馆《传》统为官样者有别。

耿介，登封人，与斌俱先以词臣为监司，解官师事孙奇逢讲学，为清道学名儒。斌荐与同辅太子，正是重视辅导太子之责，斌遭构忌，牵连及介，遂并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传》：“二十五年，斌疏荐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召为侍讲学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辅导皇太子。上尝命书字，介书‘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四十三宇以进。上悦，书‘存诚’二大字赐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部议革职。奉旨免革职，依原道员品级休致。在朝凡五十三日，遂归。”

又吏部尚书达哈塔，旗员中之贤者。康熙十八年，魏象枢保清廉官，以达哈塔与陆陇其同荐。至是亦以尚书为太子讲官，与汤、耿并获咎。

史馆《达哈塔传》：“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泽愆期，诏同大学士勒得洪、余国柱等清理刑部狱囚。时尚书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允礽讲官，达哈塔奉命，与汤斌、耿介并辅导皇太子。六月，以讲书失仪，三人俱罚俸。达哈塔奏言：‘臣奉命辅导东宫，诚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职，奈赋性愚拙，动辄愆仪，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尚不能当辅导之任，况庸陋如臣，敢不即请罢斥。’下部察议，以辅导东宫，为日未久，遽自请罢，规避图安。应革职。得旨宽免。”

达哈塔以满籍大臣，同辅导太子，即同获咎，又不比耿介之为汤斌所荐，应与株连矣，然亦以讲书失仪，与汤、耿同罚，而汤、耿之获咎，则又不言讲书失仪事，要是正人不能为太子师而已。是年八月，达哈塔亦以他事降级卒。嗣后更不闻有士大夫为太子师者，唯于诸家集中，见太子作字吟诗，由圣祖传视诸臣，诸臣例为谀讼，或太子自以令旨赐诸臣诗字，诸臣纪恩等作。无亲切辅导之人，设有之，则太子失爱时，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岁，于汤、耿诸臣被谴，未必有所关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学士索额图之妹。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其例甚多。圣祖平时似不过问，至酿祸乃咎之，则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亲矣。

史馆《索额图传》：“皇大子允礽以狂疾废黜，上谕廷臣曰；‘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则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养成骄纵之人。明珠、余国柱欲排挤汤斌，引之于辅导之任，即是投之陷阱。圣祖诸子之祸，不能谓非无由致之。至世宗取得大位，于国事实能胜继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撮书康熙晚年太子诸王之祸如下。

《理密亲王允礽传》，自汤斌卒后续叙云：“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礼臣张皇如此。检《东华录》，事在三月丁未，《录》云：“谕大学士等：‘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将皇太子拜褥设置槛内。朕谕尚书沙穆哈曰：“皇太子拜祷应设槛外。”沙穆哈即奏请朕旨，记于档案，是何意见？着交该部严加议处。’寻议，尚书沙穆哈应革职交刑部，侍郎席尔达、多奇均应革职。得旨：沙穆哈着革职，免交刑部；席尔达、多奇，俱从宽免革职。”礼部定祭先仪注，必过尊太子，虽有谕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从。请旨记档，冀免后祸。太子之骄纵，及其左右如索额图等之导以骄纵，圣祖之明，岂有不知？不思变化太子气质，但严处礼臣，使之闻之，父子之间，过存形迹，亦失谕教之道，唯有坐待其祸发而已。

《传》又云：“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群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大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其时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此节文证以《东华录》，是年九月甲午，上还京师，而先二日壬辰，谕内务府，处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则所谓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膳房、茶房皆暬御小臣，哈哈珠子为王子亲随，此等人本可奔走宫府，而以行走为悖乱，其中必有悖乱事实。额楚一名，可交与其父圈禁，其父必系亲切要人。太子既获册立，尚何所求，而乐与厮役小人交结如此，可见圣祖失教。十年前自汤斌、耿介等获咎之后，东宫已无正人为左右，詹事府名为东宫官属，与辅导之事绝不相关。太子方在英年，而不亲师保如此，其亦异于前代盛明之主矣。

《传》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当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时误脱）。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

圣祖于此时有包容二十年之说，是年太子方三十五岁，二十年前仅十五岁耳，是年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汤斌、耿介获咎，董汉臣以天旱陈言涉及太子之时，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实举国已知，虽不从明珠等阁员杀董汉臣，而太子师横被责让，并无约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历二十年而决裂，岂非姑息之爱误之？

《传》又云：“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挞，大臣官员亦罹其毒。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乖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

不用正人辅导，而用太子乳母之夫总管内务府，以便其征索。夫使太子征索于内务府，内务府所辖者包衣，自然以贪婪取怨，岂非姑息纵恶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