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

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辞以对？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礼乎义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疏入，传旨询问，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

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指，非重其道学门面。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两疏。前疏着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

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此书报当日实状，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与褒纳。”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

其后以达宫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熏德而善良者。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驱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圣祖所作养，后代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灏，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

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第八、振兴文教

世祖朝已有御制勅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书，具在《四库》。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

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象，乞届期遣官测验。”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