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菸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part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果然有半瓶黄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卧室的冰箱里。

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把螃蟹拿到卧室来吃，顺手也拿了黄酒。

“热一点儿来喝嘛。”她很有兴致。 房间里没有喝黄酒的杯子，只有两套咖啡杯。用电水壶烧了水，热水倒进茶海里，两只镶了纯金边的咖啡杯里各倒进半杯黄酒，她的少一点儿，我的多一点儿；杯子放进茶海里温着。

休息使她脸上的灼烧的红晕褪去了，变得苍白。她的头发松散地披拂在饱满的脸颊上，“生日快乐。”她细瘦的手举起一只杯子，“我知道你比看上去孤独。虽然旁人能做的很少，可是有我在，希望你多少能好一点儿。”

我在眼眶里蓄了很久的泪水汹涌而下。 我得说，尽管我们共处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让我恨得牙痒痒，但那一刻，我很爱她。

她喝过酒之后，精神反而平静了，脸上也和缓了许多。我扶她睡在床上，然后去客厅里把客人打发走。

陈言坐在陈白露刚才坐的椅子上，手里捏着她一头已经烤得焦黄的雪茄出神。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酒醉使他跌跌撞撞，看上去满心焦急。

“她是谁？” “陈白露。”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早知道他要问的。这是註定的。

2009年冬

~1~

这一年的寒假我开始实习，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电影宣传。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爸把我託付给他电影局的一个朋友，我叫他苏伯伯。第一次见到苏伯伯时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涕泪横流地喊“李安大师好”，可惜苏伯伯除了一张阔脸像李大师，毫无其他相似之处，尤其他曾经攻击我的偶像阿莫多瓦，我从此常常在背后朝他翻白眼。

在艺术上，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苏伯伯本来要安排我去一家国有制片公司实习，我两年前去过那家公司，从经理到员工，简直每个人都把“国有”二字刻在了脑门上，我仿佛预见到自己在看报纸喝茶水的生活中老去，赶紧说我“怕苦怕累不想实习”推脱掉了。

苏伯伯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能在他眼里我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说“实习报告我帮你开，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还没等我从苏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伯伯告状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说我“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真委婉，可我爸还是听出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大概不太让人满意，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想在一个稳定而臃肿的体制里虚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虽然从小区门口到家门的路上北风呼啸，我还是听到了我爸在电话里的一声嗤笑。

然后他迅速改口，说：“好，好，有出息。你去闯荡闯荡也好。”

心凉了一半。我如此认真地表明人生理想，却连亲爸都不相信我， 何况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註册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传。工资还不够付打车钱，但我喜欢。小公司的好处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责任包袱， 不需要给任何人或者什么社会价值观以交代，只要给自己赚钱就好。我跟一个小成本电影的案子，当时电影刚刚杀青，准备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业内黑马；如果票房惨败，大家一起关门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压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 ——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 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