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下楼吃饭，我对着那张长方形的水晶餐桌毫无食慾。餐桌上杯盘林立，头盘、主菜、汤和甜点堆在一起，这种不讲究次序的吃法让我想起“礼崩乐坏”四个字；主菜是奶油焗虾，餐酒竟然是配牛排的白马庄，这简直不能忍。

“香槟呢？拿香槟！”我对着付师傅的徒弟喊。 我是用力喊的，作为出了名的好脾气，我把这位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哥吓了一跳，他把用锡纸包着的香茅草烤鱼放在桌角 ——天，云南菜都出现了——就怀抱着两个盛满酒的醒酒器，匆匆往厨房走。

走到一半，小哥又回头，声音发着抖问我：“这些酒要倒掉吗？” 我嘆口气：“煮一点儿水果吧——有没有雪梨？” 我忘了小哥是怎么回答的，也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吃到红酒煮雪梨，因为我刚刚把他打发走，就听到敲门声。 我跑去开门，门外是陈言，他怀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给我的礼物。秋天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穿着一件棒球衫，一头捲发在秋风里微微飘动，怀里的牛皮纸袋露出酒瓶的上半截，他朝我一笑，厚嘴唇里一排雪白的牙齿。

鲜衣怒马，翩翩少年。

我只爱过 这一个 人， 这并不 悲哀， 悲哀 的是我 无从确 认他是否 喜欢我。

陈言在大 学里读的 是经济 学， 像所有 有精英 情结的 人一样， 他十分看不起像我这样读艺术的人，他认为我既没有研究问题，也没有创造价值。

他对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对啦，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一生追求纯粹的爱情，我的理想就是和我爱的人共度一生。 我能给出你们给不了的最大手笔的表白，比如写一本书，或者拍出一部电影。”

我记得当时他笑得很凶，他说，爱情是悲剧的开始，表白是爱情的开始。所以“我爱你”三个字从一说出口，就一去不回头地走上了通往悲剧的路。

“那么要怎么办呢？”我问。 “保持距离。” “如果对方穷追不捨呢？” “远走高飞。”

说好的是女生party，我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可我实在低估了陈言要泡妞的决心，他和我僵持到我冷得受不了，我只好把门让开一条缝。

那天的party一直闹到深夜，后来她们开始不停地叫朋友来，有男生也有女生。不知道从几点钟开始，我的客厅里竟然挤满了人，杯盘桌椅全都不够用，连咖啡杯里都倒上了酒，一直放在书房里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来，上面坐了两个姑娘。

我平时一个人生活，家里的存货不多，所有的食物和酒都吃完了——或者说，扔完了，但是他们还要喝酒。

“去买酒。”我拿出两卷现金交给付师傅。

连常年活泼殷勤得如同通了电的付师傅都颓了，耷拉着大脑袋：“刚才一个女孩要吃鱼子。”

“去买鱼子。” “已经十一点了，只能去我们酒店找一找。” “那就去酒店找。明天一早我爸妈付钱。”家里的现金只有这么多了，我懒得去取钱。 打发走付师傅，我一回头，见陈言正坐在条桌的正中央，两侧都是笑得正欢的姑娘。他的眼睛却时不时越过她们的头顶，看着客厅对面的陈白露。

陈白露坐在飘窗前的一把藤椅上，埋头切着雪茄，一脸的不耐烦。 那只雪茄她只吸了一口就搁在了一边，起身走了。 陈白露经过我的时候，脸颊已经像五月怒放的桃花一样通红，低声跟我说：“我到你卧室睡一会儿。”没等我回答，她就挤过人群，消失了。 她走得太急，像是身体不大舒服，我推开卧室门，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一只手撑在墙上，一只手拉开我放在床头的小冰箱，冰箱里橘红色的光微弱地透出来。她拿了一盒冰激凌，又从椅背上拿起一条我扔下的丝巾，打开沙发一侧的落地灯。

“你怎么了？” 她半躺在沙发上，一只手解开衬衫领口的两个扣子，露出半个丰腴的胸脯。然后她把包着冰激凌的丝巾捂在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脸上红云滚滚。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嘆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