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
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来源于底层,他们在科举之前在民间摸爬滚打许久,故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掌权后开始对宗室、勋贵、外戚、宦官的占田进行清理,在这一派官员的坚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占去的田地又退还给了自耕农。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张,并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
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虽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决心,但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张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独者,反对者自然不愿意与其为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两人保持距离,失去了底层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已经是水中捞月。
杨廷和的离去已经有年头了,但我们这个帝国并不安稳,失去了杨派官员的制衡,议礼派的官员们很快便自己斗了起来。张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抵制,杨一清属于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都注定他跟张璁的改革背道而驰,为了对付张璁,他将退休二十年,80岁高龄的谢迁弄进了内阁。可怜谢迁苦撑了几个月后回到家中,不久后便死去。
嘉靖八年,张璁跟杨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杨一清攻击张璁和桂萼滥用权力,皇帝将张璁和桂萼一同免职。张、桂既已致仕,张、桂的同僚们便猛烈攻击杨一清,说他收受贿赂、举荐私人,勾结同僚、陷害张璁、桂萼,皇帝又将杨一清免职,并将张璁、桂萼召回,张璁成了首辅,虽然成了帝国最高的官僚,但张璁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意改革的兴趣,他也逐渐跟议礼派的官员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渐渐疏远了,虽然他在职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应了相面那人所说的“骤贵”,但实际上,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嘉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嘉靖以一个13岁的少年继承大宝,以一己之力斗倒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几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这给了他极大信心,他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同时给他的与阴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恋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员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他始终是个孤独者,他无法敞开他的心扉,他曾经敞开过,但那没有用。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明伦大典》的颁布虽然是对前面斗争的总结,但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那就是给兴献王上一庙号,并将牌位从湖广转移到太庙中。皇帝的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官员的反对,这也标志着天朝的议礼事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兴献王朱佑杬的牌位进入太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议题,按理说兴献王作为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应该摆在正德之后,但兴献王作为正德的叔辈,牌位又应该摆在正德之前,所以,我们的皇帝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并不想就此罢手,张璁、桂萼眼见此事不解决对朝廷伤害很大,便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在太庙旁再立一世庙,将兴献王的神主牌位立在世庙内,虽然此议不符合嘉靖的要求,但皇帝也只好先退一步,至少乃父的神主能够从湖广迁到京城。
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只是迟早的事情,嘉靖年至少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官场气候还没有正式形成,这个时代不缺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一些在左顺门挨板子的官员懊悔不已,纷纷倒戈。不断有人暗示、或主动提出将嘉靖皇帝父亲的神主移入太庙,但这些都遭到了群臣的抵制,皇帝开始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来向前推进。
君与臣的博弈开始,太极拳成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特色。我们这个皇帝是狡猾的,他不给父亲的世庙单独开门,而是与太庙共用一门,他将对世庙的祭祀放在与太庙一天进行,但这还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他仍在努力试探群臣的底线,当他发现这所有努力都无法奏效时,他便转向其他礼仪方面,希望能从其他方面予以推进。
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礼仪中尝到了甜头,他通过礼仪掌握了权力,他通过礼仪为自己的父母赢得了面子,他开始钻进古书里面,从周代开始研究历朝历代关于礼仪方面的一切史料。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仪斗争,我们的皇帝感到自己俨然成了大礼仪方面的专家,他似乎精通一切礼仪方面的知识,在这种研究中,他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看法是对的,他也越发感到本朝在一些礼仪方面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前面关于礼仪方面错误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那么后面也应该得到纠正。
我国古代帝王讲究祭祀天地,每年的冬至在都城的南郊祭天,每年的夏至在都城的北郊祭地,这就是古代的郊祀,属于最重要的礼仪,比庙祀还要高。古代君主要做的三件事情就是郊、庙、朝,做好了这三件事,你就是合格的君主。但在郊祀的时候,为了让祖宗也享受到这种宏大祭祀带来的好处,让本族也沾点仙气,所以在郊祀的时候都是拿祖宗牌位配位,但是配位的只是一人,这是从周代开始定下的规矩。
朱洪武时代本来天地是分祀的,但后来将祀天和祀地合二为一,拿朱洪武的父亲朱世珍配位,到了朱建文的时候,拿洪武皇帝配位,到了洪熙皇帝时期,便将洪武和永乐的牌位拿过来一起配位,从此这种天地合祭,两帝配位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嘉靖朝。而嘉靖皇帝在对古代礼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种配位不合古制,于是嘉靖便有了将天地分祀的想法。他私下里对张璁提及此事,希望张璁能够提出来,然后自己再批准实施,但张璁否决了嘉靖的提议,认为天地合祀仍然遵循周礼,并无不妥之处。
周公制礼,文王制易。周王朝是一个礼乐发达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关于礼仪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并延续下来,遵循周礼也成了每个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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