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代 上卷」

第58章 李福达案及政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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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达是山西淳县人,因为参加白莲教而被官府抓获,后来被充军。李福达从戍地逃脱后跑到陕西洛川,在那里试图继续利用白莲教举事。事败后,李福达再次被官府通缉,他化名张寅,逃到了京城,混入武定侯郭勋的府上。李福达说他会黄白之术,所以深得郭勋器重。没过多久,李福达在街上闲逛被人认了出来,李福达只好逃回山西。当当地官府抓了他的两个儿子后,李福达只好去官府自首。

山西巡抚马禄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并以谋反罪判处李福达死刑。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山西巡抚画蛇添足,他又将武定侯郭勋扯上,劾郭勋一个“庇奸乱法”之罪,要求皇帝惩罚。嘉靖只是批准了对李福达的处罚,对处罚郭勋的奏章并没有批准,按说事情到这里又该结束了,但群臣却不依不饶起来,并最终将李福达一案弄成惊天大案。

大礼仪之争在朝堂上的影响并没有结束,群臣对挺皇派的张璁、郭勋一直都没有好感,此次正好借题发挥,对郭勋穷追猛打。郭勋却并不傻,抑或受到了张璁等人的点拨,他开始把这件事情往大礼仪身上扯,说群臣是为了报复议礼之争的仇。此时皇帝的疑心已经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设一个命题,然后把现实往这个命题上套,纵观整个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这样。

郭勋的话无疑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来,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去找一个世袭侯爵的茬吗?事实上,皇帝的猜想的确是正确的,官员们就是利用这个案件找郭勋的茬。但郭勋却将这件事情挑明,这无疑将这个普通的白莲教案件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终判定的结果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将李福达从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会审。皇帝既然要替郭勋开脱,那么李福达就必须无罪,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维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将三法司的官员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会审的结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达跟徐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参与审判李福达的官员全部被流放或免职,受此案牵连的人达40多人。这是皇帝利用李福达一案对大礼仪中反对派官员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标放在了司法系统,空缺出来的职位也被张璁一派的官员迅速补进。

李福达一案的确是扑朔迷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几十年后,四川捕获一妖人,该人供称曾跟山西的一白莲教世家学习妖术,而传授法术的正是李福达之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福达家族乃是世袭的白莲教世家,但据李氏子孙的描述,李福达无论是相貌、年龄、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当年的案情的确是冤案,李福达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现在看来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户,因为儿子被选为郭勋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勋府上混日子,后来在街上被人认成了李福达,徐寅则以为自己作为一个逃亡的匠户被人认出来了,便跑回山西,谁知道回到山西后却被当地官府当作李福达抓了起来,当堂判死。徐寅的儿子央求郭勋救乃父,这才有了郭勋跟此案牵连的说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文官稀里糊涂,皇帝也是稀里糊涂,但皇帝认定官员们借此逮住郭勋不放,是为了大礼仪一事。一场莫名其妙的白莲教案件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皇帝对反对派官员的一次大清洗,这表明大礼仪后的朝局仍不平静,无论有没有这次的李福达事件,皇帝对杨廷和一派的官员都会展开清洗,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审理李福达一案的40多名官员为此丢掉了官职,但这并没有结束,在审理李福达一案的过程中,全国上书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职,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将此案作为试金石,将官员做出一次分类,然后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剩下还有个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统: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这些翰林学士们一旦发起疯来,比都察院的御史还要厉害。而在大礼仪之争中,翰林院是重灾区,左顺门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搞起来的。在发生李福达案这年的冬天,张璁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张璁入阁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翰林院,他将改组这个贵族化的小团体。

入翰林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是新科进士,除此之外,入阁也必须要有翰林院经历,所以这些翰林学士们有了雄傲一切的资本。当初嘉靖将张璁、桂萼弄进翰林院就是要给俩人镀金,提高他们的起点,但张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学子们的一致鄙视,没人愿意跟他们俩说话,人们都将他们看作无赖,甚至人们纷纷辞职以示不屑于此等人为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二人的情绪,二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张璁打破了翰林学士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惯例,在京官员、地方官员都可以入翰林院,这实际上打破了他们的小圈圈。张璁还重新制定一套考核体系,将二十多名不称职翰林学士调往地方,同时从大理寺和地方选派官员充入翰林院,张璁通过这种方式对翰林院来了次大换血,在张璁的猛攻下,又一个中枢机构倒下了。

张璁对于翰林院的改组一方面打击了政敌,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这个小团体,破除了结党的问题。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顿,剩下的就是内阁,果然张璁在整顿完了翰林院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内阁。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费宏,费仍然是杨廷和这个系统的人,以张璁的资历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张璁想到了一个人——杨一清。此刻杨一清还在陕西任他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已经成了帝国资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还是张璁一党的人。张璁、桂萼开始活动让杨一清接替首辅的位置,嘉靖本人对费宏并无意见,但在张璁、桂萼的轮番攻击下,费宏于1528年致仕,杨一清成了帝国的首辅。

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给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案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遵照执行。

《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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