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总有那么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朱棣进入南京后对儒生大开杀戒，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大明王朝最大的卫道士。历史上也总有那么些玄而又玄的事情，虽然不为任何人所懂，但它一直能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节我们就来介绍在整个明王朝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崛起，每一个诸侯都想一统天下，但保守而虚伪的儒家思想显然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法家思想能够使一个国家高效率运转起来，调动几倍于他国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但法家思想是治吏，而且会影响到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向来是受抵制的对象。儒家思想是限制君主的权力和治民，它维护的是士大夫的利益，这些理由成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推崇儒家思想的最本质原因。秦国地处中国的西部蛮荒之地，它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张白纸，这才是法家学说能够在秦国得以实践的原因，秦一统天下后，法家思想的边际发展效率却越来越低下，最后却不容于这个古老的农耕帝国。法家思想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根子在商鞅和韩非时代就已经种下了，两人在设计法家理论时赋予了一些僵化的因素，反而没有关注更加本质性的东西，最终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大汉开国后面对民生凋敝的局面，几代君主皆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武帝时代为了打击匈奴，宣帝时代为了抑制豪强才重拾法家思想，此时的法家思想已经比先秦的法家思想要圆润的多。

东汉时期道教兴起，到了魏晋又兴起了以清谈为主的玄学，隋唐兴起了佛学，一直到宋代，儒学才以理学的面目正式登入政治舞台，儒家思想历经1500年最终还是以一种变异的形态才取得官方的正统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哲学体系里有一个叫本源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吃饭？因为我要活着。我为什么要读书，因为我要明是非。儒家思想主张行仁政、礼治，但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却没有做出解释。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反映了儒学对终极问题的回避。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理论上的缺失，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儒家思想的肤浅性，更多的只是一些经验上的总结，由知识分子将这些经验上的总结以极其霸道和不厌其烦的方式推销给统治者。

思想领域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你不能解释的东西，别人就要来解释。

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对这些本源性的问题做出了解释。道家思想将人类的一切终极问题都归于道，佛教将这些问题归于空，但无论是“道”还是“空”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也许理论的最初创立者也解释不清楚，只好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来遮掩。到了宋代，理学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理学开始用“天理”来解释一切本源的问题，理跟道与空比起来似乎更是玄幻，但无论如何儒学终于对本源有了解释，也正是因为对终极问题有了回答，所以到了宋代儒学才第一次占据正统学说的地位，儒学新的表现形式理学被定义为官方的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是扩张性的，同时也是韧性的，它不似道家思想那么独善其身，也不似法家思想那般脆弱，千百年来中国的儒生们挖空心思的重塑儒学体系，这才有了以理学为代表的体系。到了明代理学仍旧是官方指导思想，这一举措在永乐时代被大大强化了，官方对于儒家经典严格的按照朱熹的注释进行解释。

虽然儒家思想夺取了正统学术地位，但发端于东周时期的孔孟思想已经不适宜于本朝的思想环境，孔孟生活的时代已经远去，礼乐早已崩坏，井田制、分封制也早已瓦解；西汉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求，儒生们在儒学中加入了天人感应；到了东汉年间，同样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儒生们在儒学中加入了算命的内容；再加上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儒家原样的书稿早已消失，后代的儒学书籍全部靠汉代儒生凭记忆默写，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默写过程中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漏与错误。由此我们可知中国的儒学体系早已散乱化，不成章法，失去了它的原旨主义，到了本朝已是重塑儒学体系的时候了。

朱熹对于儒家经典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了重新解读，无论他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抑或是断句和自身学识上的局限，这种解读对于我们的文化典籍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可以明显的看见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意向三纲五常、封建礼教方面引导，从此一个开放、博大、情爱、血性、舍生取义、大争的儒学思想被阉割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裹着小脚、步履蹒跚、封闭萎缩的理学思想。

或许这种理学思想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更适合宋明这样保守政权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更有利于结束五代和元末的散乱局面，来重塑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虽然理学思想登台了，但中国思想文化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看见先秦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想、秦代自信的法家思想、两汉精深的道家思想、魏晋诡辩而清谈的玄学思想，我们所见的只是狭隘、封闭、敏感、扯皮的理学思想。中国的士大夫们奋斗了1500年才换的儒学以这种变异的模式荣登宝座，不知道远古的这些大儒们作何感想？

在理学的倡导下，明初一些士大夫死后竟让妻妾殉葬，这股殉葬之风竟然刮到宫廷。但历史上总有那么些个有识之士，能够在沉闷的气氛中发出令人振奋的声音，这样的人国末有一个——李贽，国初也有一个——朱季友。

朱季友是江西饶州府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儒生。朱棣要修书，需要天下的士子们将藏书或者个人著作交出来，这位叫朱季友的亲自赶到南京将所著之书交了上去。朱棣看后勃然大怒，原来朱季友所著之书对理学提出异议，这的确是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非常大的事。在那个程朱理学统领一切的时代，在那个所有读书人都要按照朱熹的解释来对儒学进行朗读的时代，在那个科举考试不能超出《四书》范围的时代，朱季友的言论无疑于属于异端学说，无异于在思想文化沉闷的大明王朝响起一炸惊雷。

朱季友究竟写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所著的书皆被焚毁，本人也被杖一百。通过这件事情朱棣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所有的行为规模、伦理道德都必须在理学的指引下，这个事件也使得理学正式成为显学，跟理学所对立的学说成了隐学，只能在地下发展。

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作的书竟以《焚书》、《潜书》来标榜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时代，甚至这个王朝很多东西都离真理很远，无论它如何一直努力前行，实际上只是在原地打滚，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