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一朝，皇帝任用的文官皆是前朝位卑没有得到重用的文官，这些文官大多没有什么个性化色彩，在强势的永乐皇帝面前，无论是立储还是北征这样的事件，这些官员大都是以极其式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洪武、永乐两朝大都具备相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两朝都是文官被压制的时代。既然永乐一朝的文官跟洪武一朝一样没有什么个性化特点，那么我们对于永乐文官的关注还是从立储问题切入。明王朝是中国的文官思想意识迸发的年代，但那只是明中期以后的事情，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具备后期文官性格特点的唯解缙一人而已。解缙的行为放在永乐时代叫“拎不清”，如果放在明代日后的岁月，解缙的行为根本算不上什么。毕竟国初的政治环境大大炯异于明代后期。

解缙是江西吉水人，十九岁那年得中进士。洪武皇帝非常欣赏解缙的才华，想把他培养成帝国的典范，好让世人知道朱元璋手下也能出名士。朱元璋对解缙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尤其喜爱，他私下里对解缙说朕与你“恩犹父子”，解缙对这句话当了真，实际上也确实是真话。

解缙开始上书指责朱元璋刑法过重、变度太繁，令人无所适从，应该说解缙的上书清晰的指明了洪武皇帝身上存在的问题。解缙的上书在沉闷的洪武王朝响起了一记惊雷，人们纷纷等着看解缙的结局，朱元璋对解缙的话并没在意，因为洪武皇帝只是将此当作童言。事实表明解缙头脑极其机械，虽然这次朱元璋没有处罚他，但他随后又陷入跟地方官员扯皮中，他弹劾了一名官员，最后甚至发展到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意识到如果任由解缙发展下去，解缙最终会跌入政治漩涡而毁了自己，出于保护解缙的考虑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让解缙的父亲来京将解缙领回了家，并说十年后再用。洪武皇帝本想让解缙历练十年，希望这十年的历练能够让解缙明白世事，事实证明十年后的解缙依然不明白世事。

时间进入到了建文朝，解缙虽然重返官场，但依然得不到重用，只是以一微末小吏的身份存在于建文朝廷。才子的光环早已淡去，没人会注意到他。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后他的机会来了，由于在建文朝廷没有得到重用，他无须为建文效忠，当朱棣进入南京城后，他很显然会为新朝效忠，朱棣对于解缙这个才子的投奔欢喜异常，毕竟曾经的光环还在。

解缙在永乐朝是作为修书而存在，无论是修《永乐大典》还是重修《太祖实录》，解缙都是最佳人选。但永乐一朝一直有一个阴影，一个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斯之剑，虽然没有人提，但它时刻装在所有人心中。它就是立储问题。

洪武时代本来没有立储问题，立储问题只是在朱标死后才凸现出来，后来洪武皇帝为了杜绝其他皇子觊觎皇位，最后严格按照宗法制立了皇太孙为储君。而永乐朝刚一建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露出来了。朱棣一共有四子，第四子夭折，前面三个都是徐皇后所生，分别为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朱棣最喜欢的并不是皇长子朱高炽，而是皇二子朱高煦，朱高煦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像极了朱棣本人，靖难之役的四年朱高煦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甚至数次相救自己于危难之中。

客观的来讲朱高煦是比朱高炽更适合当皇帝的人选，他英姿勃勃，有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如果他能当选，大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必然继续沿着洪武、永乐的模式继续运行下去，中国的文官集团全面掌握朝政必然又被推迟，而这一推迟从历史的运行结果来看无疑会延长明王朝的寿命，但这一假设在永乐时代就彻底结束了。无论如何，皇世的后世子孙不可能永远从战场中厮杀出来，中国的权力结构必然还是会交到文官手里。的确在这个奉行儒家体制的国度，皇位的平稳过渡才是第一要务，皇长子被闲置对于帝国来说的确是一件襂人的事情。虽然永乐皇帝取得皇位的方式违背了儒家原则，但当他坐在了这个位置他又不得不遵循这一原则，但他内心仍在犹豫，平心而论他的确是想把皇位传给朱高煦。面对这种局面，皇帝开始征询群臣的意见。

他首问的仍然是解缙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群臣显而易见的是支持朱高炽，无论从伦理道德来讲，还是从文官的利益来讲都是如此，解缙自然也如此。但朱棣仍然在犹豫，解缙开始打朱瞻基的牌。

朱瞻基是朱高炽的长子，从小就相貌英武、体格健壮，长相颇似朱棣，能文能武，朱棣行军打仗都将他带在身边。父亲的羸弱使的朱瞻基很早就有一种危机感，他性格平稳、胸有城府，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他的目光坚定、勇敢，他的意志决绝，他无疑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很多时候不是父亲在保护他，而是他在保护父亲。

朱高炽身体肥胖，走路不稳，需要太监搀扶，有一次朱高煦在后取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朱高煦话刚说完，就听见一个声音说道：“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扭头一望，原来是朱瞻基。

永乐十一年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不仅屡射屡中，当朱棣吟出“万方玉帛风云会”诗句的时候，朱瞻基随即附和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他无疑是这个帝国最出色的继承人，既优于前世君主，更胜于后世君主，不错，朱棣的心中也是这样想。但是对于朱棣来说，朱高煦似乎也是一个最佳人选。解缙不断在朱棣耳边高声叫道：“好圣孙！”这种叫喊似乎促进了朱棣下决断的决心，但现在来看，朱棣选择最终立长子的原因还是从政权过渡的合法性来考虑。立长不立幼的确能够使我们这个国家保持他的稳定性，既使是最伟大的君主也不敢挑衅这一原则，它或许已经成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存在的理由。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天下人终于安心了，但有一人的心仍没安，他就是太宗文皇帝——朱棣。

朱棣觉得自己亏欠了朱高煦，他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随着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朱高煦也被封为汉王，就藩云南，但朱高煦不愿意去那个遥远的边疆，他宁愿呆在南京。对此朱棣没有说什么，他一直有愧于朱高煦，朱高煦的这个请求并不算什么。朱棣给予朱高煦比一般藩王更多的封赐，而且规格日益隆重，竟隐隐直逼太子。大学士们坐不住了，第一个跳出来的仍是解缙。

“皇上，你不能给予汉王更高的规格，这让太子情何以堪啊！”解缙对朱棣说道。

朱棣听了这话勃然大怒，立即将解缙贬去了交祉省。

解缙跟皇帝的关系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极短的时间内君臣关系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巨变，按说不好理解，其实如果把朱棣的内心世界理顺了，那么就好理解了。

虽然皇帝立长子为太子，但对于皇帝的内心却很失落，他觉得有愧于第二个孩子，所以他千方百计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虽然朱棣接受了解缙的主张立长子为太子，但毕竟解缙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推手，可以说从立上太子这个时刻起，解缙就已经不容于皇帝。

对此汪广洋有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李善长是帝国的缔造者，即使朱元璋想处理他，但这也是他们俩人的事，即便汪广洋扳倒了李善长，最终也会不容于朱元璋，所以装疯卖傻成了汪广洋唯一的选项，但不幸的是他仍然没有逃脱朱元璋的处罚。

从立储那天起解缙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此人对于世事竟暗昧至此。如今他又说出这番话来，朱棣对于他的不满开始总爆发起来。

实际上朱棣对于解缙并没有个人意见，解缙所说所作只是尽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并无过错，朱棣对于解缙的处罚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那惶恐的内心，他因为没有立二儿子为太子而感到愧疚不安，他把这种情绪发泄到解缙身上，以图通过对解缙的处罚来使自己惶恐的心获得安宁。

事情并没有结束。永乐八年解缙进京办事，恰巧朱棣北征不在京中，解缙跑到东宫跟太子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具体谈些什么历史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的是朱棣从塞外回来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解缙押回南京关在锦衣卫诏狱。

敏感的时局，敏感的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敏感的谈话不由朱棣不猜想。实际上这个时候太子的日子也很难过，朱棣经常不在京中，一直是由太子监国，太子的行事风格跟朱棣大为不同，一直遭到朱棣的不满，朱棣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子私交大臣，尤其是像解缙这样处于风口浪尖的人。

解缙在锦衣卫诏狱中大约受到了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让他交待同党，朱棣明显想扩大此案的波及面，给太子和群臣以警告。好在时任锦衣卫指挥使的纪纲是个文化人，他仰慕解缙的才华，才给予解缙特殊的照顾。纪纲经常向解缙请教一些文艺的问题，两人经常促细长谈，解缙在狱中作下一首诗：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朱高炽的认同和那种融融君臣关系的向往。

所有的文臣包括纪纲在内都在寻找机会营救解缙，机会终于来了。永乐十三年解缙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春秋，这年的正月十五皇帝与群臣在午门观赏花灯时发生了火灾，禁军都督马旺被大火烧死，群臣立即上书建议大赦天下，以此冲销此无妄之灾，朱棣斜着眼睛看着这些官员，他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指挥使纪纲把解缙的名字藏在赦免人员名单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他期望解缙的名字不会被朱棣所发现，但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朱棣看的就是解缙的名字。如果解缙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缙还犹可活，因为拖到朱棣死去，到了洪熙朝解缙会被释放出来，而且还会得到重用。可是这个名单一上去，解缙断无活的可能。人生的很多东西需要的就是等待。

“怎么解缙还在？”纪纲听见的是这么一句话。

纪纲的表情僵住了，他知道皇帝的话意味着什么，因为被解缙一案牵连进去的官员，已经有五位死去，皇帝对于这一案的主角解缙还活着感到不解。

纪纲默默的回去了，准备了一桌酒菜与解缙痛饮一番，然后他扛着烂醉如泥的解缙来到屋外，他望着漫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他将解缙放在雪地上，然后用雪将解缙活埋而死。大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正月，我们的才子就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季节凋零在南京的雪地里。

立储问题随着解缙的死暂时告一段落了，朱棣那因为立储而愧疚的心暂时得到了平静，他随后将朱高煦迁到山东就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