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程队现场施工扔给杨牛二位典事之后，李志坚带着随从寻来韦二来买人，他在平康坊的宅院里除了搬不走的家具物事，还什么东西都没有。首先他要买来仆从管理这个宅院。

唐代的人口买卖是合法的。不管是战俘，西方商队带来的商品奴隶，破产农民，罪人家属都是常见的产地来源。和唐朝的其他大宗商品交易一样，这样的买卖是要官府立契，保人作保（产品三包）的。除了样子不一样，还有专门的身负技能的精英奴婢，比如会算账的，会手艺活的，等等。当然这个价格就比较高一点了。

李志坚不想买战俘或者其他来历的奴婢，他便问有没有自愿卖身的破产农民。果然还真的有，甘州来的马老三，他老婆，还有小儿子，生意破产，欠了一屁股债，只得全家来卖身当奴婢。相对来说，他要卖身当的奴婢，是比较高级的一种：他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有自己的财产，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放良，也可以继续寄户在主人家。

因为唐朝的税收是按户按人征收的，他不出户，就意味着不承担纳税人的义务。

因为马老三做过商人，能写会算，因此李志坚便和他签了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卖身契：马老三一家卖身为奴婢三年，三年后去留自便。

作为九品官，李志坚的工资是“包月”1300文。按照常例，他可以有两个手下，每人津贴200文。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唐代的最低工资标准。此时一个壮年奴婢的价格差不多是7贯钱，算下来差不多是三年的基本工资。用现在的标准，把自己卖3万人民币是个合理价格。

相比之下，一头牛大概卖3贯，一匹马大概在9贯。没错，人没有马贵。

所以，马老三把全家卖了10贯，但是3年后可以自己决定去留。李志坚许诺，三年后如果继续干，在包吃住的情况下开300文的津贴。此时，马老三的身份也从贱民“放良”为“部曲”，他的妻子也升格为“客女”。虽然仍然是贱民的身份，但与唐律中一概而论的“律比畜产”是大大提高，类似于宋代的奴婢地位。

所以马老头当时就三拜到底说：“大郎真是善人！”顿时忠诚度就飙到了+100.在官府立券，保人和坊主签字画押后，马老三一家便正式成为了李志坚家中的奴仆。

马老三果然也没有让李志坚失望，立刻便肩负起了家中物事的采购大业。众人在东市逛了一圈，车上便装了各式生活用品。粗瓷大碗二十，铁锅一口，菜刀几把。盛水木桶四个，陶罐两个，煤两百斤，草席数卷，布衾（被子）八床，胡床（椅子）四把，林林总总花了快两贯钱。

当时的铁器还是很贵的，一口铁锅要800文，在农村，这样一口锅恐怕要相当于一年的收入，或者相当于一间房的价格。因此才有“砸锅卖铁”这一词来形容人筹措所有的家底。后来朝廷的财政不足，也去打盐铁专卖的主意。

最后，马老三去给全家采购吃的。按照全家五口人计算，每天的口粮是10升，也就是正好一斗粟米，价格是25文钱。家里还有一匹马，食量是每天草一捆，粟米七升。加上柴米油盐之类的，算家里每个月的基本伙食费就是1500文。想想九品官的俸禄，不过1300文左右，李志坚心里暗暗心惊，******，跑到唐朝来做官，不算房租，全家5口人加一匹马竟然都入不敷出！难怪韩愈在国子监上班的时候，说“岁丰妻啼饥饿，冬暖儿号寒”了。

李志坚一行才回到家，却见的几个短衣打扮的农民蹲在门口候着。看到主人家回来，众人纷纷上前作揖：“见过李录事！”

“你们是什么人？”李志坚纳闷道，他不记得叫人过来。

“某都是李录事名下职分田的佃户。闻得换了李录事来，今日确实来交租的。”

李志坚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唐代官吏除了发工资，还有别的福利措施：布帛，禄米，柴炭等。就如同现代中国事业单位过年发福利之类的东东。此外，京官和州官都可以在名下有“职分田”。这些田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都属于官员，但是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退职的时候也要退田，不然接任的官员就没田了。

九品当然是职田最少的，仅仅200亩。理论上的一品大员，比如李志坚的邻居，此时的卫国公李靖，他的职田是1200亩（当然，他自己还有封地，这只是职位上的福利而已）。

唐代的农业水平不高，一亩地一季也就1石（10斗）的产量，意味着两季熟的农地一年只能产2石20斗，也就是五口之家二十天的口粮。

《新唐书·食货志》说：“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地主收租率十分之五，租1石，亩产当为2石。这是京畿良田。

所以这200亩地，每年产粮食400石，最次也能卖100贯钱。如果是用最高的私税，年收入是50贯，或者200石粮食；如果是用额定的官税，就只有……10石粮食。五口之家一年就要吃掉365斗，也就是36.5石粮食，这点自己吃都不够。

参考一下当时农民的待遇：授田100亩实际授田大概只有一半，交税2石粟米，绢布两丈，麻三斤。收入：100石（约20贯），支出：口粮36石，税2－4石（1－2个成年男子），绢布半匹，差不多半贯钱（一般是自制的）。可见当时农民的日子还算挺好过。然后是每年劳役20天，不服的话每天交布三尺七寸，合30－40文，二十天就是800文。另外是户税：唐武德六年开征三等户税，后来按户资产细分为九等，税从4000文到200文不等。唐初贞观末年大概有350万户，户税收入15万贯，户税平均只有42文，所以唐初农民的日子真是好过吧？别看九品官有各种补贴，可是实际上就是还没农民过得好。

问题在哪？在于唐后期授田制没有地了！

没有地是什么概念，就是授田制号称每户100亩，实际上每户只有20多亩地。我们把上表的收入换成40石看看……基本上收支平衡，还不至于饿死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上每户实授田面积，正好就是大概20亩的红线。20亩的地只能糊口，你多生两个儿子都不行！

再往后，连20亩地都没有了，农民就没法继续生活，只能选择成为大地主的佃农，以50%的地租计算，他们要耕种40亩才能养活自己的一家人。农民不上户，国家就没有了纳税人。就这样，土地和农民就从国家的手中，慢慢的被封建地主和特权阶级抢走。他们有种种方式逃税，逃税的结果，就是国家养不起军队，养不起朝廷。朝廷军队就无法控制破产农民的起义——对土地的腐败和特权就是封建国家崩溃的真正祸首。

正史往往将好的时代归功于明君的“轻徭薄赋”，“贤明纳谏”，不过是文官和特权阶级往自己身上贴金罢了。好的时代关皇帝屁事，他日多少妃子还能把农民的生活日破产了吗。唐代开垦土地高峰800万顷，唐太宗时代才登记有300万户，他就是天天不上朝，国家依然能蒸蒸日上，为什么？因为农民有地啊！大家都有工作啊！

话休繁绪，李志坚接待了这几户耕作他名下的职分田的农民们。因为官税实在是太低，因此明面上的税率肯定是不行的，李志坚便问：“你们往日的地税是多少？”

领头的杨老头回到：“之前的东家仁义，给我们开的是三斗三升。”为什么他说仁义呢？因为私田最高的地税有1石，平均也是5斗。

按这样的低税算下来，200亩地的地租就是66石，正好可以够五人一马一年的吃喝。

再看文豪韩愈到底是怎么回事？韩愈在贞元十七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两年后升官当了八品的监察御史，因此他当时大概也就是个九品待遇，和李志坚现在的情况差不多。200亩官田的田租差不多就是个口粮，月俸1300文，加上一点布匹柴炭的福利。他肯定是买不起房的，房租一间屋至少也得500文。做一身衣服差不多也要800文。还得买油盐酱醋茶，官场上还要人情往来……算下来说月光族都是抬举他了！

杨老头一行人拜访了自家地的主人，留下几只鸡鸭土产作为礼物千恩万谢不加租了才走。马老头的儿子瞪大了希翼的眼神望着主人，李志坚大手一挥：“养着生蛋，蛋归你们自己吃！”

过日子不容易，还是能省则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