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曼哈顿下城，拉法耶特街六十号，纽约市家庭事务法庭所在地。我从没来过这个庭，Lyle一定也很少有机会看到弗兰克林或是里奥纳德街的路牌，他去过孟加拉国，对加德满都可以说很熟悉，但就像CA说过的，对某些人来说第二十三街以下的纽约是不存在的。

拉法耶特街六十号是栋灰色的现代建筑，不很新，冰冷简陋，专门处理虐儿、领养、监护权、探视权、家庭暴力、父权、青少年犯罪之类的案子，似乎所有小孩子的噩梦都集中在这里。

我带着Caresse一起去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保姆，搬出来之后的头两个礼拜，我去任何地方都带着Caresse。Nick说起过一次，他可以帮我看孩子，就一个上午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好啊，Caresse很爱睡的，只要看着她就行。但几秒钟之后，两个人都反悔了，他说他恐怕干不了这个。而我脑子里全都是宝宝从床上滚下来，或者被热水烫到的情景。强迫症，产后抑郁的表现之一，我可能真的通不过精神鉴定。

我在五楼一间办公室外面看到Lyle，那是我们分居之后第一次见面。在那之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控制情绪，一举一动都要小心。我怀疑自己会做不到，但事到临头，反而显得那么容易。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走过来俯下身看婴儿车里的Caresse，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两只手拖着她夹肢窝下面把她抱出来，横抱在臂弯里。在他手里，三个月大的穿着奶白色连身衣的Caresse又显得像刚出生的时候那样娇小。

他逗了她一会儿，嘴里说着：“你变成大姑娘了，Care，还记得爸爸吗？Care？”等等。直到Caresse不耐烦了，脸上的表情由晴转阴，眼睛红了，两边嘴角弯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竖起来抱着，冲着那张粉白的小脸说：“Caresse是大宝宝了，不喜欢横着抱，对吗，宝宝。”

他看着我们笑了，摸了摸Caresse的脑袋和后背，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错。”我回答，心里觉得我们可能算得上是最心平气和的原告和被告了。

“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吗？”他朝我低下头来，看着我问。

我看着他的表情，超然的无所谓的表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可能，对于他来说，除了他想要的，他不想要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吧。

“不如我们回去好了，律师们可以处理剩下的事情……”他说得轻松温柔，像曾经的无数次一样不可抗拒。

“真的要我提醒你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我反问，越过他的肩膀，看到MacDenton在走廊尽头朝我招手，“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听证开始了。”

法官是女的，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比较有利。听证的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女仆和保姆的证词真实公正，我有时情绪很坏，有过一次没有实质后果的情绪失控；而我看的那个精神科医生表示，我的确有过典型的产后抑郁的表现，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要求接受第三方精神鉴定，法庭将根据该结果作出决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为保证安全，Caresse交由父亲照顾，母亲享有每天一个小时探视的权利。

法警领着Lyle和保姆过来接收孩子。场面像电视剧里一样老套，一般来说，配合此类剧情，孩子她妈非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才行。我没那样，因为那样于事无补，只有坏处。我没看Lyle，只跟Sandy简单交代了一下Caresse最近的饮食起居作息习惯，告诉她衣服和日用品我稍后会快递过去，样子极其冷静。但是，当那个温热柔软、沉甸甸的小身体离开我双手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似的，手脚冰凉没有知觉。我第一次知道“心疼”的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夸张。我想喊出来：她必须和我在一起，每一秒钟。不过我很清楚，那个样子会让我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后来，事实证明，我那天的表现给法官印象很好，MacDenton也承认我多少还是有那么点律师的素质。在那样的场合，流着眼泪的克制和冷静是正确的。

等所有事情完结已经差不多下午一点半了，Lyle在底楼儿童中心门口追上我，给我一个黑色的盒子。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那是九月份在VanCleefArpels定做的项链坠子，我的生日礼物。像是十几万年前的事情了。

我塞还到他手里，说：“跟其他那些东西一起写到财产清单上好了。”

他叹口气，问我：“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你想说什么？”我停下来，转过头看着他，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要理解，这么做是为了Caresse好。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我知道，每天一小时，不是吗？我会跟Sandy约时间的。”

“你随时都可以来。”他说，“搬回来吧。”

“你知道不可能。”我打断他。没等说下去，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Nick，让我抬头看，他的车子就停在马路对过，降下车窗，对我挥了一下手。他没问我宝宝在哪里，应该是已经从MacDenton那里知道结果了。我径自朝外面走，Lyle伸手拉住我的胳膊，说：“就因为那个家伙？”

我觉得他问得很好笑，想要冷笑却哭了。我别过脸去擦掉眼泪，想甩掉他的手，但他抓的很牢。大厅另一边的警卫注意到我们，朝这里走过来。Lyle看到警卫，放开我了。但差不多同一时间，透过旋转门的玻璃，我看到Nick穿过马路跑过来，从边门冲进来，抓住Lyle的左边肩膀，照他脸上打了一拳。警卫几乎立刻就把他们两个分开了，我推了Nick一把，朝他喊：“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这看起来像什么吗？”我气疯了，只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又添了一桩官司。

三天之后，我在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做了测验。谈话，墨迹测试，外加几十页纸的选择题，题目很奇怪，靠猜的根本猜不到哪个选项代表神经正常。等待结果的同时，Nick伤人的案子也在民事法庭审理。因为他是执业律师，却又是在法院伤人，在民事赔偿之外，外加了一千美元罚款和三百小时的社区服务，服务处所就在家庭事务法庭的法律援助中心。案子走的是简易程序，半个小时了结。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Lyle的律师绝对会拿来大做文章。不久之后的监护权官司当中，那个神经有些问题的母亲身边恐怕又会多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了。

我在Nick那件案子里做了证人。从听证那天算起，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讲过话了。我也明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但那整个礼拜，我过得实在太狗屎了。我每天去看Caresse，让Sandy在她午觉睡醒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只为了能跟她玩儿得久一些，让她在清醒的情况下和妈妈在一起，整整一个小时。刚开始，为了不碰到Lyle，我总是尽量约在公园里。几天之后，发觉他似乎也在回避我。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之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

除了去看Caresse的那一小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足不出户，有的时候甚至整天都不拉开窗帘，酒店房间的窗帘总是有一层遮光布，密密实实地把所有光线挡在外面，房间里就永远像是黑夜里一样。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问自己，如果Lyle还要我回去，我会回去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次，突然间，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就像摆在面前似的清晰可见——即使这所有狗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没有别的女人，没有诉讼，他也没有抢走我的孩子，我也不会回去了。

的确，我从来都不清楚结婚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但是幸福，我要的幸福肯定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样子。我有了一种类似顿悟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婚姻的并不是他，而是我。总有科学家试图说服人们，热恋中的多巴胺和血清胺维持不过几个月，而我，绝不能忍受在那之后可有可无的关系和平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