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恐怕是我哭得最长的一次，那个阶段泪腺似乎也特别的丰沛。中间可能睡着过，也可能没有。一直到一点点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我爬起来，没有开灯，光着脚走出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Lyle就在床上，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在躺下，他没有醒。我在黑暗里看着他耳朵脖子到肩膀的轮廓，看了一会儿，觉得累极了，闭上眼睛，终于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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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沉浸在爱里，有些东西你总是看不到。然而就在你开始感到安全的时候，那一天突然就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九点半超过十点钟不到的时候醒来，一个人在床上。我起床，想要洗脸，但是客房浴室洗手台的边沿比主卧室里的要宽一些，就是这一点点距离，有怀孕三十五周的肚子顶着，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凑到龙头那里。我回自己房间去梳洗，镜子里的人哭肿了眼睛，整个人看上去都有点肿，我还是尽量收拾干净，才走出去。

Damala在客厅里打扫，看到我招呼了一声。我在餐厅阳台起居室转了一圈，想要看到的那个人却始终不见踪影。

“Ultan先生已经走了。”Damala在桌子上摆好早餐，对我说。

我装作若无其事，想回答她我知道，张张嘴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但点头还是能做得到。两个小时之后，我总算看到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去洛杉矶出差，预产期前回来，如果有事，电话联系。

我没有回复，也没打电话给他，如果去洛杉矶，那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天上。而且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有事”？才可以打电话找他，我问自己。我不记得那天剩下的时间具体是怎么过的。应该还是照样吃饭，下午睡午觉到天黑，晚上继续失眠直到天明。上午，下午，晚上，数了三次胎动，一切正常。天气晴朗，夏天似乎来了，阳光下面有些热，而他始终没有打电话给我。

六月五号是星期一，吃过早饭，我打他办公室的电话，秘书Mayer接的电话。我瞎编了一个身份，说想跟LyleUltan约时间见面。Mayer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客客气气地回答：“对不起，Ultan先生这一周都在休假。”挂掉电话，我突然莫名其妙的觉得反胃，跑去浴室跪在地上，扒着马桶边，把早餐吃下去的蛋卷、面包和三文鱼片吐得一干二净。

快到中午的时候，Nicole和Cheryl-Ann突然来了，献宝似的告诉我，找到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保姆。我们去公园大道上一间洒满阳光的法国餐厅吃午饭。保姆也来了，名叫Sandy，一副亲切利落的护士相。不是墨西哥裔，不是亚洲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三代以内的东欧移民，如假包换的美国人，口音纯正，持护士执照，有儿童心理学学位……以上所有就是所谓“再合适不过”的条件了。Nicole补充，Sandy是本市最抢手的保姆之一，是她好不容易从别人家挖墙脚挖来的。

我就那么听着，适时地报以微笑，点头，或是其他什么反应。Cheryl-Ann问我，L哪儿去了？我也能够没有停顿没有犹豫的回答：“去洛杉矶了，工作上的事情，不知道要多久，不过他保证七月份之前总会回来的。”同时做出无可奈何又无所谓的表情。

点菜之前，一个女人从我们桌子边上经过，又走回来，跟Nicole和Cheryl-Ann打招呼。Cheryl-Ann站起来亲热地跟她贴了贴脸颊，把我介绍给她，也告诉我她的名字，Ilona或是相近的什么名字，我转头就忘了。女人说还有约会，很快就告辞走了。她离开之后，Cheryl-Ann拿起菜单，在暗金色的折页后面轻声对我说：“你们可以算是同一个俱乐部的。”

我很久都不懂她的意思，直到她笑笑的眼神闪烁，我才算明白，她说的是“LyleUltan俱乐部”。

她看见我的反应，又伸手过来拍拍我的手背，安慰道：“当然是从前，她的会籍早过期了。”

侍者走过来，她开始点菜，说法语的声音比平常说话要轻，音调也更低沉，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行头越少，花头越多”，也终于想起来是在哪里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了。就是她说的，只不过是用法语说的：Peudevêtement,beaucoupd’aventuresgalantes，嘲笑她的哥哥。

预产期是七月六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每天从效率手册上撕掉一页纸，盼着那个日子，心里却不能肯定，自己如此急切地想见到的究竟是哪一个人，是Lyle，还是Caresse？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闭门不出，只有当夜幕降临，天色幽暗，五米之外看不清对面来人的五官，只有那个时候，我下楼，散半个小时的步。不是我想要去，而是必须要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也算是我纯洁、幸福、理想化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按照医生的算法我怀孕三十八周零五天，那是按照超声波影像大小推算的大概孕期。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确切的日子，只知道到那一天为止，Caresse在我肚子里萌芽长大不会超过二百七十九个白天和黑夜，因为，就是在二百七十九天之前的那个晚上，LyleUltan敲开新德里威斯罗耶尔饭店四零零九的房门，改变了两个，即将会是三个人的人生，彻底而且永远。

二百七十九天之后，那个下午，我最后一次产检回来，从公寓的一楼走到顶楼，再下来，再上去，重复无数次，直到精疲力竭。时间已近黄昏，阳光渐冷，我回到家里，站在厨房的玻璃窗前面，一口气喝下一整杯水。几秒钟之后，羊水破了。我很镇定的打电话到楼下门房叫车，告诉Damala拿上证件衣服以及其他杂物，最后，拨通Lyle的电话，告诉他就是今天了，不给他时间回答就挂掉电话，下楼去医院。

我承认我是存心这样的，我不想让他赶上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我没办法思考，自己也不能确定。但在心里更深一些的地方，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真的会等到七月六日才回来。我整个下午都没有吃过东西，躺在病房里待产的时候，才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个鸡肉三明治，Damala在医院餐厅买来的。身上只有一件反穿的浅蓝色褂子，每隔半小时就有一个医生过来看一眼。

将近七个小时之后，Lyle来了。任何讲道理的人都知道这恐怕是从一个西海岸城市飞越两千四百英里回到这里的最短时间了。但是，我不想讲道理，这里面已经有太多讲不清的道理了。七个小时，我宫口只开到两指，阵痛十到十五分钟左右一次。他走过来抱住我，看着我，不说话，寻找我的目光。而我累得要命，不看他，只是让他抱着，心里面却想对他拳打脚踢，像泼妇一样吐口水，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去。

慢慢地，白色百叶帘外面天又亮了，我还是没有跟他讲一句话，只在阵痛发作时，拼命抓住他的手。医生仍旧每半小时来看一次，早晨六点钟，给我打了一针催产素。又是一个小时过去，宫口终于开到十指了，我被送进了产房。Lyle也做了消毒，换了衣服。但最后一秒，我向医生提出来我不想让他来。他被挡在外面，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默无表情。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么做不是因为生他的气，而是因为那种仿佛没有尽头的疼痛，他根本不懂，也无从了解。我害怕极了，完全想不出来怎么才能把这么大一个东西生出来。我觉得我要死了，我曾经希望可以在他的怀抱里死去，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一个人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