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是简简单单的铂金指环托着一颗公主方的钻石，看大小应该不是开玩笑的。但那份诉状恐怕仅仅是个姿态了，我几乎已经可以听到地方法院的法官敲响法槌，冷淡地说：“动议驳回。”罗诉伟德案已经过去三十二年，又有人要重提父权，打关于堕胎的官司，而且是在纽约，全美国的堕胎中心。我不知道“吃软不吃硬”英文怎么讲才地道，但是有的时候我恐怕就是这么一个人。

作为回应，我从抽屉里拿了那份派遣协议出来，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抬头看看Rona的办公室，却发觉里面没人。这个时候，桌上电话响了，接起来，三十二楼合伙人办公室的秘书对我说：“Cherton先生十五分钟之后要见你。”

Cherton先生，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年纪不小，微微发福，猜不出是五十还是六十几岁。除了在走廊或是电梯里偶尔遇到，说声“goodmorning”、“goodafternoon”之外，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他也只是对我点个头，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些紧张，搞不懂有什么事情让大老板想到要召见我，赶忙搭电梯上到三十二楼。那个楼层都是合伙人办公室和装修最豪华的会议室，人很少，显得有些冷落。我走进去，秘书大姐抬头看到我，站起来敲了敲身后的门。

我走进那间办公室，意外地发现Rona也在，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朝我点点头。Cherton从窗边的大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跟我握手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的手又冷又硬。他看了一眼Rona，然后对我说：“简而言之，你被解雇了。从现在起生效。”

我站在原地呆住了。

他解释道：“本所接受委托办理一件以你为对方当事人的法律事务，为回避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不得不解除和你的劳动关系。你会得到三个月的薪水加福利作为补偿。”

看我许久没有反应，此人又继续说：“陈小姐，你是个好雇员，优秀的初级职员。相信不管是法律条文还是案例，你都应该记得比我清楚。你与本所签订的是基于自由雇佣原则的劳动合同，希望我们都不必浪费精力在无益的诉讼上面。你，还有Morgan，你们都可以走了。”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一句话都没轮到我说。我默然地走出去，到那个时候才有些明白那份起诉通知书的真正意图。走到电梯间，Rona跟上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很遗憾，不能改变这个决定。”

我回头看看她，又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回答：“没关系，虽然跟原来计划的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离开美国了。这一年里面，你一直很照顾我，谢谢。”

“是讽刺吗？”她笑了，“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找工作或者任何其他方面的，请不要犹豫一定让我知道。”

电梯来了，我们一起进去。门合上之后，我眼睛盯着电梯面板上跳动的数字，问她：“你知道那个委托人是谁了吧？”失业之后，她就不是我的老板了，有点尴尬，但同时也是释然的，想说什么都可以尽管说了。

不过，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说：“可能有些不合适，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就要结婚，后来没有结成，原因只是因为我以为，我，和他，对家庭或是婚姻都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在乎那些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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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接口，只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又说了一遍谢谢。

他真的在乎吗？我问自己。我猜，只有在某种不真实的短暂的光环下面，家庭、婚姻，或者长期的感情关系，才能吸引住他，这种光环可能来自一个年轻女子无瑕的青春，也可能是一个纯净得不能再纯净的初生的生命。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写了封道别的邮件，很简单的几句话，发给相熟的同事。信发出去，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很多人只当是我就要去香港了，恭贺我升迁，祝我一路顺风。我也没有再多解释，收好东西，办完离职手续。大约五点钟，天将黑未黑，我拎着一大袋东西下楼，迎着十一月清冷的风向东走。遇到第一个红灯的时候，在等待过马路的人群里站了一会儿，又折回来，往西一直走到格林黛尔花园饭店，把装着戒指的盒子留在行政公寓的前台，拜托他们转交给Ultan先生。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有些年纪的男人问我：“是贵重物品吗？”我摇摇头，想了一下又回答：“算是吧。”那人多少露出一点怀疑的表情，又很有素质地控制住了。

出了饭店，小腹又隐隐地痛了一会儿，不知道那里面正在发生什么状况，是在拼命长大还是挣扎着不想死去。我拿电话出来，打给Nick，对他说：“我请你吃晚饭吧。”

他回答：“今天有点忙，晚饭准备随便对付一下，改天吧。”心不在焉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一边写一边看一边讲电话，我也经常是那个样子的。

“那我来找你行吗？”我说得有点可怜。

“你怎么了？”他终于专心听了。

我有点说不出口，搞大了肚子而且失业了。二十几年以来，我总是在不停地告诉别人，得了小红花了，拿了一百分了，考了第一名了，得到奖学金了……“有点大有点复杂，见面说吧。”我回答。他叫我到他办公室找他，记得带吃的，他要鳕鱼三明治。

挂掉电话，我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妄图提着好几斤的东西步行过去。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么做实在是蠢的可以，完全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说到底我还是蛮疼我自己的，真的累出点什么事情来，还不是我自己倒霉？我放弃了徒步跋涉的念头，在酒店门口坐上一辆正在下客的出租车。一路上拿手机出来看了几次时间，我承认也不是全为了看时间，屏幕沉默着静止着，那个名字始终没有跳出来。车子开到Nick办公室楼下的时候，外面已经渐渐有了一点夜色。

Nick的办公室在那栋楼的第十八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只是View不太好罢了。我到的时候，他还在电脑上写东西，桌子上满是书和文件，西服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衬衣袖子卷到肘部。看见我来了，他站起来让我坐他的办公椅，像个小孩子似的告诉我，把椅子升到最高，可以看见对面那个五层楼高的大屏幕。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他跟另外两个律师合用女秘书送进来的咖啡，随手打他一下，抓乱他的头发。然后又接二连三的来了几个同事，借东西的，约了出去玩的。看得出来女同事都喜欢他。只不过，他再怎么跟女孩子打闹，再怎么随便，我也不会觉得什么。而Lyle，我从来没有有幸亲眼看到过他跟别的女人，但他哪怕一个一闪念的出轨，我们之间任何一点点不妥帖的感觉都会叫我心碎。

三明治吃完，我们拿了咖啡下到十七楼，那里是消防避难层，没有装修过，没有办公室里白亮亮的灯光，只有光秃秃的白墙和灰色水泥地面，一个很大的露台朝着夜空升出去。露台上风很大，有点冷，他把西服领子竖起来，系了条深灰色的围巾，那样子看起来有点好笑。我两只手捧着纸杯，直到把手焐热了，才告诉他，我怀孕了，失了业，刚刚还把戒指还了。

他沉默一会儿，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到妇科诊所约个时间，然后再找份工作。”我简单地回答。

他点点头，说：“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过去就好了。”

我也点头。

“不管你怎么决定的，我都支持你，我们是朋友。”他说的一本正经的，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跟他结婚？”

我推了他一把，回答：“没想到你也会拉这样的皮条。”

他笑了笑，然后说：“你真的爱他你知道吗？傻瓜也看得出来。那次看到你们，你的手和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

“我是爱他，问题就在这里。”

“有什么问题？他可是个抢手货。”

“我害怕。”我回答，眼泪迎着风滑落下来。

他看看我说：“嘿，你怎么哭了，我最看不得这个了。”伸手帮我擦眼泪，没想到越擦越多，两个人都觉得又好笑又尴尬。我不想哭的，但就是忍不住，使劲做出一个笑容，结果却是更加痛快地哭起来。他给我一个拥抱，我也抱住他，靠在他的肩膀上，眼泪落在他那条深灰色的拉尔夫·劳伦围巾上，浸湿了的羊毛有点凉又有点扎人。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姑娘，你究竟在怕什么？”他笑着问我。

我不回答，直到哭痛快了，才终于说出了来：“我想要他，但是我怕得到了又会失去他，我真的害怕呀。”

Nick九点钟之前送我回家，然后还要回办公室加班。到了公寓楼下的总门外面，我打开包拿钥匙，里面塞满了水杯、像框和杂七杂八的文具，很久都找不到。我索性把包放到地上，蹲下来翻里面的东西。终于找到钥匙，打开门。我们道别，他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抓住我两边肩膀，把我整个人前后晃了晃，就转身走了。

五天之后，我向纽约市民事法庭提交了要求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撤销案件的动议。实际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Lyle提出的民事诉讼请求可以说是违宪的，妇女在怀孕二十二周之前堕胎的权利已被列入人权了。但是在美国，法院通常不会自行审查起诉理由的充分性，对于原告起诉状中任何缺陷提出异议是被告的责任。结果就是，案件在进入诉答程序之前就结束了。整个审前会议的过程当中，我只见到了原告律师，Lyle自始至终都没出现。根据律师的解释，他因为一些私人事务不能来，由史密特和谢林顿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事情变得有些好笑，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我会自动戴上那个戒指，跑到他那里去？而且他似乎也不再关心诉讼的结果了，整件事好像只是为了让我失业，让他自己看起来很卑鄙。

更加讽刺的是，那个原告律师跟我是认识的。此人四十岁上下，长得特别端正，说话很快，咬字字正腔圆，看起来就前途无量的一个家伙。他很同情地向我解释：史密特和谢林顿从一八七零年开始就为Lyle的家族提供法律服务了，所以……我苦笑着打断他：“我明白的，一百三十五年的生意关系当然重要过一年半的雇佣关系。”

离开法院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家附近的一间妇科诊所约了个时间手术。护士告诉我，有一个原本约了当天下午的病人不能来了，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可以那个时间来。我有的是时间，但第一反应却是回答她：“今天下午可能不行，麻烦你帮我看看星期三行不行。”仅仅因为害怕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又把这件事往后拖了两天。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我就可以告别所有肿胀、嗜睡和嘴巴里怎么也去不掉的苦涩，听说会很疼，但恢复的也会非常快，用不了一个礼拜一切就都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挺怕医院的，各种刑具似的手术工具，无影灯，带着帽子口罩眼神冷漠的医生，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怕痛，等待手术的两天像等着执行死刑一样难挨。我不用上班了，可以爱睡多久就多久，但每天早上还是不到七点钟就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再也睡不着了。除此之外，怀孕还带来一种陌生的类似于感冒似的感觉，整个人委靡不振，但胃口却好得出奇。星期一晚上，Nick跑来给我做了一次肉酱意粉，然后瞪大眼睛看着我吃下去大半锅子，第二天一早又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撑着。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个吓人的手术在中间横着，我会觉得没有工作，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也不错。星期二的整个白天，我都在读一本半年前买的小说，之前每次拿出来看的都只是反复地翻最前面的两页。

我看书看得废寝忘食，直到傍晚来临的时候，才脱掉睡衣，换了衣服准备出去吃顿好的，就算是死刑之前最后的晚餐吧。走到楼下，公寓楼门口的路边泊着一辆黑色的没有任何标记的四门轿车，后排车门打开，一个我以为快要忘记了的人从车上下来。

“你还来这里干什么？”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轻轻地说了一句，语气冷淡。

“我需要你。”Lyle回答，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回头看看他，他看起来有点不一样，整个人疲惫散乱。我想问他怎么了，他在我提问之前就回答了我来不及说出口的问题：“我父亲快死了，我需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