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周厉王时代，大贵族召公就能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至理名言，而其实，钳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言论倒并不是一定就钳制不住的，只是技术难度比较大罢了，而且需要统治者具有极大的权力。

在周代，政治体制主要还是封建制，封建制表现为贵族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一国之君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贵族们对国君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可以联合起来赶走国君，赶走周厉王的那场“国人暴动”就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对于那时候的一般统治者来说，“防民之口”确实“甚于防川”。

可历史一进入秦朝，封建体制就转变为体制了，诸侯自治也变为中央集权了，皇权开始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所以“防民之口”也就相应地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于是，秦政府以重法钳制出版著述，更严厉的是，还不许大家交头接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扎堆聊天的，如果有的话，放在秦朝，这个习惯会害你掉脑袋。

这些政策对普通百姓倒也没什么，反正吃饭睡觉呗，就算让读书还不识字呢，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简直就如同阻挠西门庆去勾引潘金莲，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不可忍，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会说：“嗯，遇到难题的时候不都是占个卜、算个卦吗，现在也一样做呗。”

可再灵的乌龟、再神的蓍草，也抗拒不了皇权啊。所以，办法就只剩一个了。

还记得我在《孟子趣说》里介绍过清代文字狱盛行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去搞考据学了吗？高手即便在寻章摘句这样的枯燥工作中也能够发现机会传播思想，不动声色地颠覆着主流观念。

秦帝国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吗，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

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

秦始皇把自己叫做“始皇帝”，自己的子孙就“二世”、“三世”这么往下一直叫，直到“万世”。可《易传》传达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寒过后是暑，暑过后又是寒。荀门学者唱着：“太阳落山明朝还会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地开。”

如果你负责秦帝国的宣传工作，你可能会和这些捣蛋分子对对歌：“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哈哈，世界是线性发展的，哪有什么轮回！”

荀们学者会回答：“你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因为它飞到你儿子那儿去了。所以这世界依然是轮回变化的，历史不是线性的进程。”

当然了，秦帝国不会给异见分子唱歌的机会，可人家会在《易传》里偷着唱，其中思想的隐蔽含义是：别以为你们秦帝国就真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嘿，风水轮流转，明年还不知道会转到谁家呢。别以为你们秦帝国真能一万世不动摇，这个世界的真理是：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万事万物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

在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个东方世界，释迦牟尼说：“事物都有成、住、坏、灭，生命都有生、老、病、死。一切全是因缘聚合，空幻不实。”——也在阐释变化之道，重点是在人生观。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方世界，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在阐释变化之道，重点是在宇宙观。

而《易传》阐释变化之道，重点却在于政治思想。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最初的那个问题：难道《周易》真的藏有反对独裁的观念吗？那年头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前卫的思想呢？独裁不一直都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吗？

现在再来想想，乾卦九五爻、上九爻和用九爻的关系，想想用九爻“群龙无首，吉”的爻辞，想想这一爻为什么能够高居于通常认为象征帝王的九五爻之上，并且是“吉”，而不是像上九爻那样物极必反式的“有悔”？

有了前文这些铺垫，这时候如果让我对这个问题推测一下的话，我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疑问：为什么六十四卦里只有乾卦和坤卦才有“用九”的爻辞，其他卦却全都没有呢？而且，“用九”爻辞是有辞无爻——乾卦也和所有卦一样是由六根爻构成的啊，到第六爻“上九爻”就到头了，并没有一个第七爻呀？再有，乾卦六根爻的爻辞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事物发展周期，阐明事物从萌生到发展，再到鼎盛，最后物极必反的一个过程，圆满无缺，并不需要再加入一个“用九”啊？

我对“用九”的这些疑问早有无数前辈研究过了，但都没什么太令人信服的结论。当然，我的推测更不足以让人信服，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桩无头公案。我对这桩无头公案的推测是：“用九”恐怕不是《易经》原来就有的，而是被荀门学者篡改上去的。

从人之常情上讲，“群龙无首”充分表达着亡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旧制度的怀念。是呀，封建社会到此结束了，贵族民主制度到此结束了，除了皇帝没有人再对国事有任何有保障的发言权了，分封诸侯变成了设立郡县，诸侯分治变成了中央集权，一个容得下国民制约君权、容得下百家争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大家习惯于把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统称做封建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从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之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极权社会，而封建时代的贵族民主遗风便被社会的皇帝独裁所取代。（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分析都在《孟子趣说》第一册，谁要有兴趣可以到那里去找。）

也别太当真，我这只是推测罢了，所依据的除了不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和世之常态。就后者而言，从历史上看，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那么基本上说，不管把什么人搁进去，他们都会作出同样的表现。

举个例子来说吧，都说我们中国农民是吃苦耐劳的，是任劳任怨的，是有着典型东方式的勤俭美德的，可你会看到，一旦制度和外部环境一变，嗯，比如在大锅饭时期，农民们就不再吃苦耐劳了，不再任劳任怨了。我们再把眼光往前放放，往外放放，这种制度其实当年欧文早就搞过试点，列宁也搞过试点，全都是同样的结果。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一样，结果就一样。

所以，别以为人的地域性啊、时代性啊就真有多重要，要知道，人趋利避害的天性都是一样的，只有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从这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再看上边的例子，大锅饭时期的懒汉们到了承包制实行以后，马上又变回具有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的中国农民了。这可是全国范围的大事件啊，太有说服力了。

其实就往身边看看，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也都适用，比如，你看到甲城市的公交车查票很严，乙城市恰好相反，你不要以为乙城市就民风淳朴，司机和售票员更容易信任乘客，要知道，如果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同样是外来流动人口很多的大都会，如果这种情况是普遍情况而非个案，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两地公交公司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司乘人员的个人收入和车票销售额度的挂钩紧密程度不同。好习惯都是逼出来的，坏习惯都是惯出来的，这个道理，无论在社会、国家、公司、家庭，全都适用。

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很清楚清朝文字狱兴盛时期的那段历史，而那时是极权统治，秦帝国也是极权统治；那时是钳制思想，钳制出版，秦帝国也是钳制思想，钳制出版；那时的学者们被迫退到了看似和政治毫无关系的考据领域，秦帝国的学者们难道不也会退到看似和政治无关的算命领域吗？文字狱那时的学者在考据当中谨慎而隐蔽地提出了颠覆性的思想观念，难道秦帝国的学者们不也会在算命书的隐蔽之下表达自己的非主流见解吗？

我方才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一样，结果就一样。”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易经》里的“用九”之谜和《易传》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也很容易被理解了吗？

有人可能会问：“照这么说，这些个作者和编者都是些楚国的爱国学者了？可《易传》里看不出有爱国主义的成分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