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和家长们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和韧劲儿，从刘定国回到办公室的那一刻算起，直到下午5点钟，他们尚未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答复。学生们开始绝食，他们拒绝工作人员提供的食物和纯净水，并立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安排了一批身强力壮的男生把持住了市委的大门以及后门，只许进人不许出人，你想进去可以，但你进去以后，你就陪书记市长们在里面待着吧。

天说黑就黑了，守在市委门口的人群没有任何松动。市委办和市府办的工作人员以及一批民警，也只好陪他们守着。市医院派来了两名医生和几名护士，有一辆救护车也停在旁边，以防不测。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学生和家长们守了一晚上。他们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市委大楼会议室里，也是灯火通明，常委们开了整整一夜的会。常委们的意见不大统一，也没办法统一，近六百人的就业问题，搁谁手里都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会就得无休无止地开下去，他们饿了，就泡工作人员送进来的方便面，三口两口吞了以后，继续开会。

学生们还是拒绝食物和水。他们打出了两道鲜艳的横幅，上面的口号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事件有点儿逐步升级的架势。

会议室里，刘定国和万长卿脸上的黑气仿佛又增加了一圈。欧阳一民脸上则是一贯的沉静和平和，只是微微仰抬着头，眼睛好像望着刘定国，又好像望着万长卿。唯独纪委书记常安顺又黑又糙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的烟瘾最大，面前已经放了六七个空烟盒。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再这么僵持下去，非出事不可，饿倒饿晕两个，不但会影响到教育部专家团对雎阳师专的评估验收，还会惊动省里，万一再来个媒体大曝光，事情就更加不可收拾。

最后，还是欧阳一民建议让学生和家长们选出一部分人，作为他们的代表，跟市委、市政府这边的相关领导正面接触，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能满足的尽量满足，无法满足的，协商解决。

这个建议等于没提。因为学生和家长们该提的要求，已经跟相关部门提了很多次，正因为根本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才会导致这次的群体上访事件。

大家又困又乏，就都附和着说：”试试吧，试试。”

会议最后决定，由刘定国、万长卿、欧阳一民、常安顺以及教育局长、人事局长、师专校长几人出面和学生们的代表谈。

半小时后，谈判在小会议室里开始。谈判打一开头就陷入了僵局，学生代表们不跟你讲什么政策法律和困难，他们只是要为自己当初交的高价讨一个说法，为自己尽最大可能地争取一个饭碗。但刘定国他们不同，他们的头上有无数道紧箍咒箍着，不是他们想答应就能答应、想满足就能满足的。

谈判艰难地进行了八个多小时，双方终于各自让了一步,初步达成了几条协议：

一、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允许这些未就业的中师生在未来三年之内继续参加市里组织的教师招考；

二、在未来三年之内，市里每年下达给教育系统的岗位指标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50名；

三、凡是未就业学生，由雎阳市教育局和雎阳师专统一组织，参加雎阳师专函授学习，学制三年，函授期满颁发由省教育厅验印的大专毕业证书。

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妥协，教育部专家团就要来了，他们没有时间犹豫。

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郑重答复与承诺，学生和家长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去。围观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却久久不散，学生们都走干净了，他们还堵在市委门口。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看热闹。他们琢磨着，这场闹剧来得太快，结束得也太快了。

教育部专家团在一名副省长的带领下荏临雎阳，市委书记刘定国和市长万长卿全程陪同接待。三天时间，整个评估验收过程安排得极为紧凑。好在此时的雎阳已经转阴为晴，阳光明媚风平浪静，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雎阳师专顺利地通过了教育部专家团的评估验收。

送走副省长和教育部专家团，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尤其是刘定国和万长卿，好歹又一块石头落到了地上。

这段时间，李文韬忙了个够戗。张德禄因为纪检委调查一事，称病在家，压根儿没来上班，李文韬常常是忙到深更半夜才能回家。

陈小瓷笑话说：“文韬同志真打算鞠躬尽瘁啊，不要老婆孩子了？”

李文韬人困马乏，没心情跟她斗嘴，听老婆提到孩子，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看儿子了。自打李文韬被任命为市府办主任以来，工作明显忙了很多，虽然市委、市政府两个大院里的主要领导并不怎么待见他，但这并不妨碍李文韬继续在他的主任位子上兢兢业业。毕竟他是政府机构里边相当级别的一名干部，不是一粒石子或者一袋垃圾，不是谁看不顺眼了就捡起来扔掉。当然，李文韬也承认，从刘定国手指缝里漏下来的这个主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活。比方说，生活节奏乱了，大大小小的接待任务导致他在外面的应酬明显增多，熬通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他早年那种淡薄、宁静的心态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场中人常出现的患得患失和戾气。按李文韬原先的心态，根本不会跟张德禄斤斤计较什么，他爱揽权揽就得了，自己反倒落个清闲和耳根清净。问题是，你坐在这个位子上了，这个职位把你逼到了那个地步，你不能再往后退，再往后退、再忍让，就不只是让人看笑话那么简单，领导会认为你这个主任太懦弱，是个脓包，不堪大任。

李文韬没学过什么官场权谋之术，但手腕还是有一点儿的，他只是借助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强各单位经费管理的文件，轻轻松松地就把张德禄手里的财政大权收了回来。谁手里攥着钱袋子，自然而然就有人围着他转，钱袋子攥到了李文韬手里，原先围着张德禄转的人很快就围着李文韬转起来。事实上，这些人不是围着某个人在转，而是围着钱转，这几乎与官大官小没有什么关系。张德禄尽管心里很气，但明里也不好发作出来，只有认账而已，总不能跑去万长卿跟前告状吧。李文韬承认自己是有往上爬的野心，但更多的是想干点儿实实在在的事情，但他这个市府办主任，除了给市长们搞好服务以外，能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李文韬的儿子本来叫李笑，“笑脸”的“笑”，老婆给起的，因为儿子刚生下来时，特爱哭，动不动哭得地动山摇。陈小瓷说：“这孩子，哭得怪吓人的，李文韬，怎么一点不像你？”末了又说，“就起名叫笑笑吧，李笑。”

李笑后来上中学，嫌自己的名字俗气，自作主张改为“李小”，还不满意，又加了个“多”字，于是，就成了“李小多”。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李文韬和陈小瓷的观点高度一致。他们不再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按部就班的“上学——分配——工作”的模式会在下一代人身上重现，那么，能力培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怎么去培养孩子的能力呢？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地图上看，A省处在中国版图的西北边缘地带，这样一个偏僻的省份，教育上先天“贫血”，大部分学生不是不优秀，而是从小就排斥外语，他们觉得，那些个蝌蚪样的字母远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来得好认好记，几乎每年的高考中，A省的成绩都不怎么乐观，吃亏就吃在英语成绩上。李文韬和陈小瓷对A省的这种教育状况了如指掌，他们清楚，不是英语难学，而是缺乏足够的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国人学英语和外国人学汉语同样艰难，道理是一样的：外国人缺少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是汉语，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汉语，读的是汉语，汉语能学不好？如果我们每天听的是英语，说的是英语，读的还是英语，也许，你的英语比英国人还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