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纲，淮北尤只行三纲。每年奏销报解，恃有二途：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豫纳、减纳、帖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豫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间，已无可挪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后，年清年款，又带征还未销印本积欠残课三百数十万。所不得志者，游食于淮鹾之士绅官吏，扬州人家，至有以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十二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若此。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宣宗不许。只有避让之语，初无根究之心，足国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学，固已幸矣。

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垫已甚，至道光间岌岌不可终日，士大夫以筹河为急务。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赖堤以夹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断无可以安心之理。于是议者争言改河。或谓堤外筑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为堤之一面。或谓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碍难行，徒有议论驳辩而已。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始听其自然改道。当道光间，所争议而得行者，唯筑坝改用石为用砖，事易实验，然且勘驳停废，争而后复。其实用石拥堤，亦起于嘉庆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初用石时，亦多异议，既用石十余年，议者亦以石为便，而反对砖。总之，胥侩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学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则以经验而得善法，中枢无定识，往往易于动摇。略志之，以见科学未明时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谓堤工，不过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垫而已。其时即有护堤之法，大约堤内隔若干距离，置一当水之物，使水不直冲堤土，盖视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当之冲，则为之布置当冲之物也。旧法束柴秸为之，其形如扫，遂名之曰埽。嘉庆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费糜，于长河埽工挺险处所兼以碎石填护，埽遂无失，秸值亦平，遂奏减值十之一。又奏御黄、束清两坝，址过深，请积石基之，俱有效。而胥侩侧目，异议蜂起。世序言：“昔贾让策言：‘为石堤五。’师古云：‘聚石堤旁冲要之处，激去其水。’《水经注》载王诲言：‘大河以竹笼石、苇葺土为遏，坏败无已。请疏山采石，迭以为障。’工防宜石，古籍显著。”为固工节帑计，遂于道光元年，与总督孙玉庭合奏，略云：“徐城旧有护堤碎石，即滨山工埽，亦以填护墇御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长河宜无不利。

夫河防平时恃埽，水盛没滩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势逼堤，则又恃埽卫堤。埽坝专用柴秸，即坚实亦易朽腐，每岁拆旧使新，费倍力殚。自间埽填石，上下均倚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则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缓无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巩固。故有石之埽，恒少蛰陷；其上下无石之埽即朽塌，补筑亦易为力。难者谓石数冲击，渐入中深，恒病梗阏。不知南北堤相距千余丈不等，至狭率七八百丈，河流经者不过二三百丈，余尽滩淤旁溜，迁徙靡常，攻塌南堤，则北堤生滩，逼扼此堤，则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则溜且去而刷滩。夫以广干丈之河，岂惧此十余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独埽前溜激，始锼啮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护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岁行之为例。”时议始息。此河工用石护堤之一争议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东河道，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受河，又久沟尾入河，于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寻奏请设窑造砖。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肃亲王子尚书敬征赴东河查办，并令李莼随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舆论，用砖抢办险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镶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刚。碎石质重体坚，取其刚以制柔。砖本土成，可济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咸，断难坚实。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应请停止。烧砖已停，应以改办碎石为急务。请自本年始，将豫提防险银十万两，尽数采办碎石，限明年伏汛前运工。

其旧例于添料银十万两内，以六成购石，仍照常发办。”奉旨“如所请行”。毓美疏争言：“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于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有益于民，断无不利于国；特事近于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唯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余万两，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采石只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悮事机。

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混，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直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余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余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游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于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然后用埽镶护，砖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所占河面无几，安得有与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则险，水浅则平；水近则险，水远则平。自抛筑砖坝，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浅且远。尚书敬征来豫，据道厅密禀，谓“砖办险工，未可深信”。连年水小，未敢自谓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涨，较二年、十二年尤为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险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间仪睢厅、秋间中河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因砖抛护，均能稳定。

砖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于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矣。各厅有工之处，皆易为力；唯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于黄沁下南豫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疏入，奉谕：“该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毓美又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困、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为用砖之又一争议也。

漕运之制，未行海运以前，为承明代军运之法。明军制遍设卫所，复唐府兵之旧，而漕则始由****，后乃兑与卫军。明代军制既紊，除边卫尚有任战之军外，腹地卫所，有漕之处尚充运，其余调充班军，只以供役。万历末年以后，卫兵不可用，纷纷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尽由于各卫之屯田。屯田亦辗转侵变，原额纷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则招降之官兵及群盗，不编为汉军旗者，悉隶绿营。向所谓卫所屯田之军，不任战守之事，唯于有粮运之处仍任运粮而已。

《清通考》：“顺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千总、百总，分理卫事。其原设指挥、副指挥等，俱裁去。改卫军为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造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仍旧。七年，令卫所屯田，分有无粮运科征。先是卫所屯田，分给军丁承种，因有操演、城守、捕盗、领运之责，科征较民地稍轻。至是裁汰卫军，凡有运粮卫所，屯粮仍旧派征；其无运粮卫所，屯田俱照州县民田例，一体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贴运之例。浙江金乡等卫，有屯无运；杭、宁、温、台各卫。嘉、湖、严、衢各所，有屯带运；金华等所，处、绍等卫，无屯有运，应均算津贴。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亩有奇。今议定带运卫所，照数分派，余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至有屯无运卫所，若有愿运者，照例给田佥运；若无领运者，计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运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额，定每船给田一百一十三亩。”

此清初以来规定之漕制。至道光时漕事弊极，其大弊与河患相连，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论政之可为炯戒者。盖屡次开捐，到省候补之员多，无缺可补，则以差委为调剂。盐、漕、河，皆容纳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论，据当时包世臣《剔漕弊说》：“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淮安盘粮，漕臣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亲验米色，而委之花户。两处所费不赀。又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一船一闸，不下千文。故帮丁专定运粮，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尚不足。此帮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又据江督孙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厫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须先兑。

每借看米色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厫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此旗丁于受兑前刁制州县之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而过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旗丁也，众丁及运弁皆听指挥。尖丁索费，必先议定私费，再议通帮公费。故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项名色。州县不遂其欲，则通关勒靳不交，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此弁丁于既兑后刁制州县之弊，此州县之受勒索于帮丁也。

又据江督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缙绅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求安。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良善乡愚、零星小户，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贿托包户代交，较自交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包户日多，乡户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