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乾隆禅位的真实原因

乾隆间，高宗常自言：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唯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始于乾隆元年，密定元后孝贤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时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岁，被密建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立为太子，并命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字，是为嘉、道两朝帝讳自避习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举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太上御太和殿，亲授帝宝，帝跪受宝，太上受贺毕还宫，帝即位受贺。奉太上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从。帝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训政。当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与否，和珅颇有关系。既受内禅，高宗已称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颇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传如是，然无正大之纪载。及阅《朝鲜实录》颇足征实，节录如下：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图。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等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姑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庆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译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誊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现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唯须查照年例，具表赍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分呈进’”云云。

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

又：二十一年，即嘉庆二年，二月十七日戊子，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柳在燕驰启曰：“臣思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追到燕郊堡，与副使臣，书状臣翊模会竣使事间，于皇帝宴戏，辄进参，太上皇召至榻前，亲酌御酒，凡三赐之，又频赐食物，命撰进观灯诗，臣等各制七言律诗一首以进，赐缎疋、笔、墨。圆明园宴时，太上皇使和珅传言：‘尔还以平安以过，传于国王。’又问曰：‘世子年纪几何？’臣等对曰：‘八岁矣。’又问：‘已经痘乎？’臣等对曰：‘未也。’”

乾隆末荒于游宴，具见《朝鲜实录》。至授受礼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乐怠傲，稀御几务。时禁旅苦战苗疆，白莲教横行川、楚，天下不谓太平，而视为癣疥，戏愉之态，不为贬损。国史所不详，属国陪臣目击之纪载，足尽当日训政时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戌，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状：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二、皇帝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指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唯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数日岁杪时犹及见太上临御问对。其使臣岁币事宜及成服礼节，不关当日事状者从略。朝鲜国中犹称中国敕使为北使，且以成服礼隆重为耻，对故明久而犹慕恋不已；对清则终以夷狄视之，此则直到朝鲜亡国犹然。特乾隆时累记宫庭之富盛，稍异以前诅呪菲薄之口吻耳。

太上有遗诰，朝鲜于敕使到日，敕中即遗诰之文，然不见于《东华录》。《东华录》决不肯遗此冠冕文字，其不载，当是《实录》所本无。遗诰中自述功德，《东华录》于上谕中述之，即缘以奉上尊谥，而于当日未蒇之军事，遗诰中作铺张粉饰之语，上尊谥谕中不之及，别一谕则直发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归责于将帅，是与遗诰不侔。可见太上初崩，在廷之举措，旋即有所改正。此与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鲜实录》：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华馆迎敕，还御庆熙宫，宣敕于崇政殿，敕书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日：朕唯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唯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事，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唯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唯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

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迭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祜，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玄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朕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唯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寰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纡，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

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亿龄之祝，因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唯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

此遗诏于嗣君初无抵触，而官书竟不载。细绎仁宗谕旨，于川、楚军事，词气与此迥殊。时战斗方张，距蒇事之期正远，遗诏先作自欺欺人之语，仁宗殆觉其可愧，故于《实录》去之。检太上崩日谕旨，欲行三年之丧，谕有云：“服制一节，钦奉皇考遗诏，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据遗诰而来，是必有一遗诏也。此诏颁之属国，而卒不入《实录》。其于应述功德，改用上谕，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谕云：

自古帝王，功德显著，并有隆称懿号，昭垂万世，典至巨也。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极六十年，抚御万邦，法天行健，遇郊庙大祀，必亲必敬。崇奉皇祖妣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弥隆，养备至。综览万几，爱民勤政，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铤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

自此以下，言其诗文全集之富，开四库，刊石经，集石鼓文，复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编。乃言文德为遗诰中所未见。其以上则皆遗诰语而浑括之。遂以此代遗诰。而于川、楚军事则于次日癸亥，别发一谕，正是不以遗诰为然之意。谕云：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来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唯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辗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唯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