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而亦预于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十全武功者，除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外，为两定金川，为土司，一定台湾，为内地，缅甸、安南各一役，廓尔喀两役，为御外。

第七、雍正登基的血色权谋

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唯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必以不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唯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唯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

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

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

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唯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观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唯见《上谕旗务议覆》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诚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唯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唯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伸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