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旁看不下去，塞了一张湿巾到她手里，她接过来，捂着嘴又是一阵咳嗽，湿巾上一片浅红的血迹。

“好，我都咳血了，我明天就死！你就留在天津不要回来了！反正那儿什么都有，有公司，有高球，姑娘也不少，别再找我！”陈白露使性子挂了电话。

薛先生的电话马上又打了过来，只响了一声就被按断了。然后陈白露关了机。

我看着她怒容未消的脸。 “唉，白露，你不能激怒他。” “为什么？”她敏捷地抬起头，用并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供给我一切，我就要事事顺着他，不敢忤逆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嘴上这样说着，但我心里想的是：难道不是这样吗？ “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迁就。”我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说法。 “哼，说得跟你特别有经验似的。”她在病中，可反应似乎比平时更快了，嘴上依旧丝毫不饶人。 我脸一红。我唯一的恋爱经验就是对陈言，如果那也称得上恋爱的话。 我泄了气。

~4~

那天是7月21日，天一早就阴着。我和杨宽坐在病房里陪着陈白露，她十分焦躁，一会儿要喝加冰的水，一会儿又嚷背后的靠枕不舒服。我好说歹说才说服她不要喝冰水，但全住院部最软的枕头都给她了，她还嫌难受。 “这是什么破医院？打完这瓶点滴就转到和睦家。”她盯着杨宽说，那语气完全是霸道的命令。 杨宽好言抚慰：“你看外面的天色，要下雨了，你得肺病最怕着凉。” 狂风正吹得窗外的杨树枝疯狂地拍打着玻璃窗；黑云压城，下午四点如同七八点钟。 “这么硬的枕头怎么睡？”她尖着嗓子说。 “我回家给你拿鸭绒枕。”杨宽拿起车钥匙就要走，被我一把拉住：“雨眼看就会下起来，又赶上晚高峰，没有四个小时你休想回来。” 我又转头看陈白露，她仍然皱着眉头不安分地扭动着，我有点儿生气：“陈白露，我和杨宽从夜里四点到现在没有合眼。”

陈白露不说话了，仰头躺在枕上闭目养神。杨宽趴在桌子上打盹，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微博，这时候，暴雨已经瓢泼一样地下了起来，我站在窗前，视线里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水柱。微博上各地的网友都在围观这场罕见的暴雨，到了地铁一号线被迫停运，语气才由调侃变成了担忧。

这场雨成了灾难。 夜里，我把已经睡着的杨宽叫起来，给他看新闻：“你瞧，广渠门下淹死了一个开车的人。” “我的天。”他吓了一跳。陈白露也醒了，茫然地看着黑洞洞的夜色，狂风似乎颳倒了一棵树，树干和地面发出恐怖的撞击声，然后是一连串的汽车警报声，在医院的夜里格外悽厉刺耳。我们面面相觑。

后来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薛先生在天津怎么样？”

她点点头，示意我把手机递给她。我替她开了机，她拨通薛先生的手机，却显示无法接通。 “可能在应酬？”她疑惑地说，然后打给薛先生在天津的秘书。 秘书说：“薛先生下午一开完会就回北京了。” “他不是明天还要打球？” “他说明天早上再来天津，他急着回去看你。” 陈白露一愣：“他几点钟出发的？” “大概下午四点钟，我们说天气不好，劝他不要走，但他说开得快一点儿，能赶在雨下起来之前回到北京。” 然后陈白露的面色霎时变得惨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晕倒，冲到病床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额的碎发立刻被虚汗浸湿了。 “你别胡思乱想，哪里有电话打不通就往坏处想的？”我劝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杨宽四处打电话，给交通局、给公安局、给武警大队，动用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寻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时间推算，雨下起来的时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显示着，这条高速严重积水， 汽车像火柴盒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着一个车顶，有的漂到了远处的田地上，远看如同汪洋大海。人们手拉手站在大巴车的车顶。

我们没敢把这恐怖的图片拿给陈白露看。 而这时我和杨宽才发现，我们自恃了二十几年的所谓权势，在危难关头根本没有用。一条高速路有几百公里长，被积水没过车顶的汽车有成千上万辆，除非动用卫星——只怕卫星也无能为力！

我和杨宽把两个手机打到没电，瘫坐在椅子上。

陈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然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找陈言。”

“谁？”我和杨宽都吓了一跳。 “陈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过我？” 我的眼泪涌出来。

我摸着她蓬乱的头发、她高烧消退后冰凉的额头：“现在连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气了。”

她神经质地一笑：“连我都找得到，还能找不到别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 筋疲力竭的杨宽握住她因为打点滴而高高肿起的手。“白露，现在只能等。” “等？”她抬起头，像是听不懂这个字似的。 “听天命。”杨宽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三个字啊。雨在后半夜停了，我们的恐惧却没有减少一分。房间里闷热得吓人，我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外面劫后余生的新鲜空气一股脑儿涌进来，带着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凛。

我扶着虚弱的陈白露站在窗前，院子里那棵被风拦腰吹断的树死状惨烈，枝丫摔得到处都是，一只巨大的乌鸦在树干上蹦跳着，在路灯下留下贪婪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