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三了,还能好看几年?五年之后我还有现在的容貌吗?”
“保养得好的话,也不会变太多。” “那么十年呢?等我三十三岁的时候,坐在梦会所里,还会有人请我跳舞吗?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发胖了。” “没有吧?” “你看不出。以前我胃口多好?现在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吃东西了,必须严格地控制。不是少女了,小海棠。”她朝我露出自嘲的微笑。 “我们都怕老,怕发胖,怕皮肤松弛,我当然也怕——” 她笑着打断我:“但你不用以色相事人。”
我一愣:“你用吗?” “你说呢?如果不是有这张脸,我现在这样窘迫的家境,朋友们会容我这么久?如果我没有这张脸,陈言会问你‘她是谁’吗?” 我心里涌起一阵伤感:“长得好未必都是好事。我倒宁愿你没有这张脸,宁愿你回北京以后只做一个普通的女生,宁愿他没有多看你一眼, 你过得也许比现在好些。”
她微笑着摇头:“不会的。那我现在恐怕只能领着八千的月薪,租着一个小单间,每天早上在地铁口买一个煎饼,上班给人呼来喝去,下班还要赶稿子。”
“外面几千万个年轻人都是这样活着。”
“是,你觉得他们幸福吗?如果可以交换,你猜有多少人愿意和我换?疗伤的良药有很多种,可我冷眼看着,最有效的一种就是钱。陈言想躲开我,可以躲到欧洲去;我想离开城市,能靠这张脸借到别墅住。”
我举着挂满碎发的梳子发愣。几天后,就是2012年了。
201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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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重新帮英总工作,但只算帮忙,不入编制,也不领固定工资,只拿稿费,为的是不用坐班打卡,来去自由。
2011年国产片票房井喷,有杂志请妙妙分析当下的电影市场,妙妙没有时间写,我拍胸脯给她做代笔。我说,论人精、钱多,只有地产业能跟母们行当媲美,不过地产业有上行下坡,太不济的时候还能全盘崩溃;但母们行当呢,是经济景气,人人有钱看电影,经济危机,人人需要看电影,所以别观望了,无论什么时局,入母们行当总是不会错的。
后来这篇稿子在网上被转载得很凶,我每看到一次都得意得不行。我跟妙妙说,你瞧,我也是有手艺的,将来万一没饭吃,还可以卖文为生。
妙妙说,不是顶着我的名字,谁会找你写呢? 这一年的开春,英总接到了几个大case。我是看着公司从一个小团队一步步壮大起来的,我很开心,但妙妙愁得直用脑门撞桌子。 “剧本这么烂,怎么宣传?给钱倒是蛮痛快,可是有这钱做宣传,不如分一半请个好编剧。” 这部片子刚开机,我们只拿到了剧本。我和妙妙读了一夜,读了五分之四,连人物关系都没理清。 “你说,这本子搁你们班里能得多少分?” “还想要分数呢?早被老师打开窗户扔出去了——这可怎么宣传哪?” “别抱怨,一个好宣传的职业道德是味觉失灵。”
“味觉失灵?”
“就是自我催眠,你要说服自己:别看这破本子前言不搭后语,也许人家是个被埋没的王家卫呢,也许剪吧剪吧就是《东邪西毒》呢。” 整个残冬,我都跟着妙妙身后跑发布会,採访,写稿子。我还出了两次差,一次去狂野的青海,忙得脚不沾地,离开之前的两个小时,我俩在一条巷子里埋头吃氂牛火锅,结果误了飞机;一次是去妩媚的无锡, 忙得连水都没有时间喝,在火车站旁边的黑店里赶着吃两口糖醋排骨, 又误了动车。
后来还有一个去广州出差的机会,但英总说什么也不肯派我和妙妙去了。
当我坐在西宁的三轮车上一路喷着黑烟往机场赶的时候,当我站在绿皮火车上抱紧怀里的无锡排骨的时候,当我撒娇耍赖求英总让我去广州的时候,当我凌晨三点守在电脑前等广州的同事把写好的稿子传给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句违和的声音,它那么细小而清晰, 它在说:你瞧,这样也不错。
除了跑车,还有别的交通工具能带你走;除了私人会所,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吃到美食;除了游艇舞会,还有别的场合可以交到朋友。我已经在一个无意义的地方浪费了二十三年,我一度以为那是天经地义;可是它除了带给过我短暂的快乐,更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虚无、孤独和自我怀疑。
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其中有一封必定来自陈白露。 她每天都发《拇指姑娘》的新章节给我,她写得越来越快,渐渐由从前的每天一千字增长到两千字,并且稳定下来,这个字数表示她的状态在好转。冬天结束的时候,她写完了《拇指姑娘》,说起来,我也两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同最后一章一起收到的,还有一封邮件:
海棠: 谢谢你陪我写完《拇指姑娘》。我知道写得不好,但因为有这件事情可做,我才没有把脑子荒废掉。人生还长,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做, 无论我想做什么,你都会帮我,对不对?
我下周一搬回城里,周末你能请小时工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吗?你应该没什么事情做吧?少参加一些party,我离群索居这一年,越发看清从前的生活有多无聊,你身在其中,不知道还要多久才看得清呢。
又及,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等我回去带你见他,就是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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