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这一年做了什么?空空如也。 我吃了数不清的美食,可是酒肉穿肠过,我回忆不起任何一道菜的味道。 我把衣服和鞋子更新了一遍,扔掉的和现在放在柜子里的,大部分都没摘掉吊牌,明年我会再把它们当作垃圾扔掉,然后周而复始。
我喝了很多名酒,酒醒后,又像没醉过一样。
比较有意思的事是,我陪杨宽参加了一场超跑嘉年华,可我唯一记住的场景是after party散场后,几十辆超跑带着诱人的轰鸣在我面前几秒钟消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酒店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我那段时间倒是看了不少好电影,有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个电影的片花如果由我监工,一定能剪得更好。然后又陷入无尽的失落:我还会有监工剪片花的机会吗?我真的能放弃这纸醉金迷的生活,把自己投入到压力重重的工作里吗?
妙妙抽了张纸巾帮我擦去腮上的番茄酱,对面的玻璃门里映出我们的影子。我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材,可是区别如此明显。我疲惫懈怠,即使是要去一艘最豪华的游艇也振奋不起来;妙妙带着巨大的黑眼圈,满脸的睡眠不足,却精神饱满得像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战士。
我愣在原地,冷汗轰地出满全身。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地来,最后两手空空地走。但中间这几十年,有人把自己经营成一本厚书,而我依然是一摞白纸。 英总突然说:“你不是回广州了吗,怎么还在北京?” 我哑口无言。
我从来没想过回广州。我撒谎是在礼貌地拒绝工作。我还在北京, 是因为我沉醉于吃喝玩乐。
我能把实话说出口吗?她刚刚还夸奖我是“北京最棒的宣传之一”。 我却连万分之一也担不起。 陈白露买好了汉堡,想要坐下来,我赶忙同英总和妙妙告别,然后把陈白露拉走。
我们回到休息室,陈白露欢欣的脸色立刻凝固了。一个比我们小两岁的姑娘,名叫程雪粟的,家境显赫得可以和杨宽比肩。我们早就认识她,从前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高中生,其实现在也大二了。她的眉眼渐渐长开,个子也高了,讲话细声细气,从不大笑或者大惊,是一个安静的美人。
程雪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围着雪白的毛线围巾,好像一丛迎春花一样,大眼睛清澈得如同山泉;陈言坐在她身旁, 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目光像在糨糊里泡过一样,黏在她白皙的脸上。
毕竟是要在一艘艇上住半个月的,我生怕陈白露当众发火,赶紧拉开她:“他才看不上这种脑仁儿只有二两的傻妞呢。”
陈白露显然急了,嘴角刚撇下来,一眼看到对面的路雯珊一脸捕捉到八卦的兴奋。
这是比什么劝解都有效的良方。路雯珊是陈白露天生的克星。陈白露果然压制住了火气,但她仍然不愿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我们在外面吃。” 我又困又累,和陈白露站在休息室门外吃着汉堡。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别越界。”她说。 我把手一挥,并不是为了安慰她,我对陈言有一百个放心:“程雪粟那样的小花瓶,只能摆在家里看着,她哪里比得上你。” 陈白露眉毛一挑:“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做花瓶咯?” 我被噎得一愣:“谁说不能。把嘴闭上,垂着眼皮看人,低着头走路,不要做事,不要思考,不就是花瓶了吗?”
陈白露笑起来:“他要是喜欢这样的,就随他去吧,我也不稀罕——”
她又回头看了看那对靠得越来越近的人,“让我低眉顺眼地做人,还不如让我死呢。”
~4~
飞机劳顿,加上两个小时汽车的颠簸,到了游艇上,所有人都又困又乏,服务生在甲板上准备了早餐,没有人有心思看上一眼,各自找房间睡觉,约定午饭时见。
艇上最好的房间是主卧室,有两个卫生间,一个是灰白色,一个是粉色,分属男女主人;门可以九十度摺叠,展成一个探到海面上的小阳台。其他房间只有一个卫生间,门也不能摺叠。杨宽是主人,况且带了一个小模特陪同,我们心照不宣地把这间房留给他,但他把房间让给了我。
我困得没精力推辞,倒头就睡。 我睡得并不轻松。我从小有认床的毛病,何况是搬到海上。虽然风平浪静,到底是在晃动。我在睡梦中见到一只小小的竹篮,里面铺着金色的棉褥、雪白的鹅毛枕,安稳合目睡着一个小婴儿;后来有人把篮子拎起来,摇摇晃晃,一路走到河边,推进水里;河面上平静无波,篮子一路顺流而下……这时候也不觉得害怕,直到河道越来越宽,漂进大海,然后天色暗了下来,头顶星辰闪烁,篮子里的婴儿在深深的海上哭。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做梦,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又因为知道自己的确在海上,那无边的黑暗和无法辨别方向感的恐怖,清晰到令我想要大喊大叫。
后来有人推我,我一头虚汗地醒过来,见是陈白露,繫着一件红丝绒睡袍坐在床边。她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椰子的香味。
我惊魂未定,倒在枕上愣愣地看着她。 她却没理我,环视着我的房间,撇撇嘴:“杨宽真偏心。” “你要,我跟你换。”
“算了,杨宽的好意。” “好意我已经领了。再说这本来就是双人房。” “那我明天搬过来?” “等陈言睡醒就可以搬——你不睡?” “我晕船。”她皱着眉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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