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过头来对这个嘉靖时代进行评价的时候，这种评价依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就中枢来说，它一改自成化年间起文官掌政的局面，帝国又重回君主；从民间来看，它却是继续沿着成化年以后的那种发展趋势，也就是商业日益发达、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嘉靖朝的的确确是一个特殊的王朝。

这种矛盾的反映都归因于明王朝的继位出现了偏差，正德的无嗣使得这一切都复杂化了，那个由外藩继位的孩子搞乱了这一切。外藩的身份使他一直都没有自信，并成为终生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他很容易把别人的行为往这方面联想。他不顾一切在大礼仪方面跟所有的官员较劲，这正是想树立他的正统性。但外藩儿子的身份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即使是永乐皇帝也不能例外，还不如从容面对。为了进一步昭示自己的正统性，他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继承皇位是靠着宗法制的伦序原则而继，他的皇位具有不可争议的正统性。

嘉靖朝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这一朝没有了太监专政，此后除了魏忠贤短期的专政之外，大明朝宦官威风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嘉靖朝文官的日子好过，实际上，文官的日子跟在洪武朝一样难熬，这位皇帝跟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有着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嘉靖朝只有迎合皇帝的官员才能够持久，他找到了严嵩，然后又找到了徐阶，两任首辅都小心翼翼的伺候，他们不再是具备独立品格的士大夫，而是成了皇帝的奴才，皇帝的虚伪与阴暗不仅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嘉靖一朝本身比较平淡，除了南方御倭和北方对付蒙古人也并无大事，但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实际上却是波涛汹涌。

受到压抑的文官必然会在以后爆发出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开始蚕食农耕基础，经济的繁荣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多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体制的惯性又使得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些都无可置疑的使我们这个帝国开始摇晃。

从嘉靖十八年后，皇帝便开始倦怠政事，对于一些顽疾他也无心再去理会，他大概知道这些皆非人力所能为之，我们这位皇帝大概在这方面看的很开。在皇帝的这种无为下，在臣子们的战战兢兢下，帝国的形势开始下滑，虽然有严嵩、徐阶在那里苦苦撑着，但已是于事无补。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嘉靖朝的衰弱和不振正好给后世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提醒的是嘉靖一朝以税粮和力役折成银两交税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鞭法”改革一直在江南推行，开海与互市在严嵩遮遮掩掩的情况下也在慢慢推进。保守与革新、多元与单一、奋发与堕落、呐喊与沉默、开放与踌躇在这一刻同时出现，我们的明王朝注定在这一刻走向诡异。

嘉靖御宇的45年占了半个世纪，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半个世纪，但由于中枢的保守终是一事无成，不仅一事无成，反而使时事益发艰难。嘉靖不仅是明王朝最差的皇帝，他还跟李隆基、乾隆一起成为中华帝国史上三位最差的皇帝，在这三位皇帝御宇期间都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嘉靖45年，有人前进、有人后退；有人正坐、有人打滚；有人高升、有人杀头；有人辛劳、有人享乐。嘉靖45年实在是沉闷、平淡，又充满精彩华章的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