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过头看嘉靖王朝，皇帝的虚伪与，首辅的恭顺与调和似乎喻示着在这个保守而停滞的王朝没有太多革新性的东西，但这只是对中枢而言。在我们的民间，在思想、文艺、经济方面它依旧是沿着本来的脚步高歌猛进。在思想上，以王艮、何心隐为代表的心学传人将他们的民本思想、启蒙学说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文艺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小说的涌现更是给帝国的文学市场带来革命性的跃进，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经济上，它的商品经济继续活跃，白银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市井文化仍旧在成形，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搞清楚了这些，我们会知道，抛却中枢的保守不谈，我们的嘉靖时代依然是个伟大的时代。

吴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的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施耐庵曾中过进士，后辞官不做，罗贯中则是以民间说书艺人的身份出现，两人活动的范围大概便是今天的苏州、杭州一带，这一带在元末也是戏曲的繁荣地，这里聚集着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从中熏陶到了不少朝章典故，这对于两人进行文学创作大有好处。在元末的那个动荡岁月，两人还一起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队伍，成为张士诚的幕僚，但自以为是的士诚听不进臣属的意见，眼见张士诚迟早会败亡，两人便离开张士诚彻底绝离了仕途，从此专心进行文学创作。

洪武开国后，为了避祸，两人开始隐居起来，专心讨论《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创作，《水浒传》大概先于《三国演义》创作完成，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书稿进行了整理、修订。《三国》、《水》开创了我国章回体白话文的先河，而这种章回白话体就是说书体，从这里也似乎可以表明作者的身份与职业。

洪武十三年罗贯中携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书稿四处寻找出版商出版，但两人的小说属于首创章回白话体，在以戏曲、杂剧为主的图书市场前景不明，所以没有书商敢投资。罗贯中到死，他和施耐庵的书都未能出版，最终报憾终身。生前寂寞、死后辉煌，这是许多创作者的结局，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有许多璀璨的作品都被淹没了。

虽然这两部宏观巨著由于书商的保守、谨慎未能出版，但此后一直以手抄本传阅，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虽然仍未出版，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有一些人通阅这两部书，其中就包括那位少年朱厚璁。

嘉靖元年，在实习官员张璁的帮助下，嘉靖取得了对官员们的初步胜利，但以外藩继位的他面临群臣的压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令武定侯郭勋刊印《三国演义》，以官方的形式在全国出版，这是中华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时至今日，我们的文艺作品仍是这种章节式的通俗风格。

但在识字率不高的明代，文艺作品更多的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嘴来传播给劳苦大众。

嘉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刊印《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中树立了很多忠君的榜样，例如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一部《三国》宣扬的就是“忠义”二字，嘉靖此举就是要营造一种忠君的氛围，来向这些桀骜不逊的官僚们施压。

嘉靖七年，皇帝斗倒了杨廷和，颁布了《明伦大典》，随即他又令郭勋刊印《水浒传》，《水浒传》中宣扬的也是忠义二字，梁山伯的一百单八将好汉讲的就是忠义二字，这些都是令嘉靖皇帝受用的事情，他就是想通过这些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忠君的思想。

除了这两部小说外，在明代还有另外两部有影响的小说《西游记》和《金瓶梅》。它们虽然刊印于万历年间，但却是创作于嘉靖年间，所以这两部著作自然也脱离不了嘉靖时代的背景。

与施耐庵、罗贯中不同的是，吴承恩作为落第秀才的身份生活在嘉靖年间，他40岁才取得秀才的身份，之后两次乡试都落榜，这跟吴承恩的才华并无关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按照常规答题，他想答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才华。

连续两次落第，吴承恩心灰意冷，理想的破灭、现实的困境使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吴承恩前往浙江省长兴县做了两年县丞，离职后开始投入小说创作之中。年轻的时候吴承恩就对神怪类书籍感兴趣，《山海经》、《搜神记》、《酉阳杂俎》都是他常读的书，而此时印度文学的浪漫之风从宋朝开始就传入中国，心学思想的传播更是给我们的文人提供了大胆的想象空间。《西游记》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和反抗的思想，但它对佛教的宣扬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这部作品不应该归结到启蒙作品的行列。《西游记》带有明显的扬佛贬道的倾向，虽然我们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否能说明作者是借此部作品来讽刺嘉靖呢？

章回体的白话文小说，以及以章回白话体为基础的神怪小说在本朝都已经出现了，所缺的是写实类作品，因为《三国》、《水浒》是历史类作品，《西游记》是神话类作品。很快一部写实类作品孕育诞生，它就是《金瓶梅》。

我们对于《金瓶梅》的关注绝不是因为它所描写的内容，虽然是文学的永恒的话题，但它只是作为吸引读者兴趣的点缀而存在，它从来都是无关一部文学作品的宏旨。《金瓶梅》取材于宋代的故事，但是描写的却是明代的世情。

《金瓶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描绘市风民情的文艺作品，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从过去描写英雄、神仙人物转向描写市民阶层，它从颂扬光明、理想到揭露黑暗，这都是写作手法上的创新，《金瓶梅》整部著作格调灰暗、压抑，让人感觉到绝望，感觉到了社会的迸裂。

《金瓶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跟嘉靖时期的整个时代背景有关。明朝从宣德以后，洪武、永乐两朝的高压态势已经不复存在，这种解锢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学上。台阁体的诗文向描绘自然、明快的后吴中诗派转变，文艺作品也从戏曲、杂文向通俗小说转变，与之对应的是心学的兴起，尤其是王艮、何心隐等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推动，另一方面，商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得社会财富在积累、市井文化在形成，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将这些日常生活真实的记录下来。

《金瓶梅》没有矫揉造作，它所描绘的就是一种真实的明代中期以后的市民生活。请客送礼、迎来送往、**、官司诉讼、主仆之间、街坊邻里、坑蒙拐骗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一个富贵之家的男盗女娼。男盗女娼自古有之，只是在这里第一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它深深的揭露了在人性解放、拜金主义盛行的明朝时代，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道德的沦丧自古也是有之，或许在思想更加活跃，商业更加发达的明朝才变得显性起来，无论这部作品如何伟大，它所描绘的只是明代的一种剖面，它不能够代表我们那个时代的所有一切。

从这种市情小说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糅合，酒馆、赌坊、妓院这些东西都是在宋代由西域传入中国，而文学中所具有的浪漫色彩则是从印度传入，所以中国的文化在西晋灭亡后就糅合进了西方的色彩。

嘉靖王朝小说市场的繁荣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自由、文化昌盛、商业繁荣，嘉靖从自身的政治需要直接促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不朽名著的问世，从此以这两部书为蓝本的演义类小说越来越多，占据了帝国主要的图书市场，《金瓶梅》的问世更是在万历朝推动了世情文学的流行。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嘉靖一朝出版的书籍超过了历代的总和，这也同时给没有出路的文人以新的生计，他们的价值有了新的体现方式。这都归功于我们这个看似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