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代 上卷」

第64章 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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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明代的税制是一种内敛的税收政策,洪武年间帝国的税收达到二千七百万担,从此就将此作为一个定额确定下来,即使是新开垦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们的帝国只想保持一种自耕农经济的模式,一种简省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并没有考虑到人口会增加,也并无兴趣将这个社会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制定了对商业征收及其低廉的税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僵硬的税收政策越来越不适合帝国管理的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成工商业人口,田地被抛芜,以及大量的耕地转种经济作物,这些都使得农业上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低,而占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商业税却没有提升,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黄仁宇和杜车别分别进行了解释。黄仁宇认为一是由于后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政策,二是传统儒家社会抵制征税;杜车别认为是由于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以柔性的方式获得了政权,而代表士绅利益的士大夫阶层在税收上采取了抵制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是因为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见之明,二是因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巨大惯性阻碍了变革,但这始终不是明代税制无力的原因。对于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后世得到纠正是正常的,并非不可更改。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因为地理、气候、河流决定了我们适合进行农业,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天朝的富饶又使得我们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外界发生不了兴趣,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农业为主。一旦农业生产不稳定,帝国就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限制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导致粮食减产,我们的社会对商业压抑到了极点,帝国从来没有征收商业税的概念,如果商业税支撑了这个帝国,那么这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摇摇欲坠。

儒家思想抵制征税也是正确的,因为儒家的仁政正是反对役使民力,实际上低额的税额无论对帝国还是对民众都是消极的,它无法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无法应对外敌的入侵,更无法应对旷日持久的兵变与民变,更会导致官员贪污情形,或导致大规模摊派,这点在晚明显得更加普遍。

杜车别的看法也有其合理性。黄仁宇认为虽然明代执行了僵硬的政策,但唐宋两朝的税收政策都能随着情形的变化而更改,但明代却不能如此,黄将其解释成为洪武限制其子孙改变其政策,黄的这种解释有些牵强。实际上正像杜车别认为的那样,从明代中期开始,尤其到了晚明官僚集团日益成熟,其抵制变革的惯性益发强大起来,这里面固然有私利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强大的惯性。明代官员虽然有士绅出身的,但也有很多贫寒之家,或者小地主出身,完全将其归纳到士绅行列也自有不妥之处。

明代赋税的无力与僵硬最根本原因还是抵制变革的惯性太过于强大,历史上的变革无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寥寥成功者最后也是万劫不复,背上一世骂名。商鞅、秦一世、王莽、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阿哈马莫不是如此,即使是君王也要背上千古骂名,就是在本朝也比比皆是,王振、刘瑾、张璁、张居正、魏忠贤莫不如此,他们死后都背上了骂名。

我们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事复杂,所能遵循的只能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因循守旧、尸位素餐是为官者应该遵循的准则,否则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上而下的变革从来都是不可行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等它烂掉,然后再让历史进行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重组,接着再进入下一个循环。商鞅变法成功得因于秦国的荒蛮,唐宋财政政策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也得因于不是那么强大的惯性,但到了明代,在强大而成熟的官僚制度面前,一切变革已是不可行,这不是任何君主或强臣能够解决的问题。

历史进入嘉靖年,这是个政治已死的年代。

我们这个帝国从它建国开始只能应付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局面,一旦发生了几件突发事件,它就会运转不灵,甚至跌入崩溃,大约从正德年开始帝国的税赋就已经开始运转不灵。从这个时期,皇帝的开支开始增大起来,但每年给皇室的开支是定额,超过了这个定额,皇帝也无法,虽然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它反映出整个国家的财政周转已经开始不灵活。

到了嘉靖朝,这种情况更加显性起来。皇帝改变祀典规制,将很多合祀的项目改为分祀,这些分祀带来祀庙的营建,皇帝为了修道移居西苑,嘉靖一朝宫中连失火灾,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重修工程的浩大,这需要从云贵运送木材,或者从南洋海面运送木材,更要命的是这些接连不断的工程聘用了数以万计的工匠,除了要支付工钱,还要从南方调运粮食来供给。

不仅如此,北方抵御蒙古,南方剿倭都是连绵不断的军费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成了帝国的当务之急。对于解决财务问题,帝国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削减宗室、勋贵、官僚、军队以及政府的行政开支,乃至皇帝自己的开支;在江南征收附加税;清理两淮的盐政。

削减开支、节约成本本就是杯水车薪,而且导致了嘉靖朝宗室、军队的骚乱,以及官员们的欠俸问题,节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它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引起更大程度上的反弹;在江南征收附加税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个地方长期受倭患,加上不断的水灾、旱灾使得这项政策最终也是难以为继;而清理两淮盐政,征收余盐税却成了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亮点。

帝国的食盐是由全国的灶户在各大盐场生产,政府将食盐收购后再卖给持有盐引的商人,每年生产多少食盐是按照人口数核定的,一旦核定就不轻易更改,这些核定的盐叫定盐。但灶户在生产定盐之外通常也生产余盐,这些余盐就由商人收购,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商人需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额,称为余盐税。嘉靖朝,两淮的余盐税是60万两白银,这是一种定额,商人可以在这60万两框架内肆意买卖余盐,这就给余盐的生产、买卖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获利,灶户加大了余盐的生产,盐商加大余盐的买卖,甚至出现了正盐销售不出去,或者正盐以余盐的名义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正盐的生产、销售无疑受到影响,帝国的盐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鄢懋卿是江西人,嘉靖二十年的进士,由行人司行人擢升御史,后依附严嵩获得提拔。嘉靖朝为了清理盐政,对付财政危机,让鄢懋卿总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四大盐运司盐政。鄢懋卿南下巡盐后加大了对余盐的清查力度,并将余盐税的定额由60万两白银提高到100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盐商迅速跟鄢懋卿交恶,朝中以徐阶为首的一党乘机加大对鄢懋卿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鄢懋卿很快被免去巡盐御史的职务,余盐税又重新恢复到60万两白银的定额。

从这里可以看出,嘉靖朝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都无实际效果,中枢应对财政危机最终仍是采取拆西墙补东墙的措施,这些都使得嘉靖后期的时局是那么艰难,但这也使得朝野认识到需要有所变革,这种危难的局面正是给后世的“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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