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代 上卷」

第62章 皇帝和他的首辅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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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我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并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了。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至此,皇帝与首辅们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后面还要讲述严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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