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10年到1512年可以认为是后刘瑾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散乱无章，既没有正德元年君臣之间的那种尖锐冲突，也没有刘瑾主政时期的那种紧张气氛，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的氛围，但这种活泼氛围后面也透着深深的无奈。

刘瑾死后皇帝让八虎之一的魏彬执掌司礼监，而不是让二号人物张永负责，可见武宗对于斗倒刘瑾的张永也是颇为忌惮。司礼监如此，内阁仍是由李东阳任首辅，跟刘健、谢迁不同的是，李东阳比较圆滑，他懂得如何在表面上维护士大夫的清誉，但是私底下与皇帝保持一种良好关系，为此刘东阳也遭到同僚们的辱骂。刘瑾倒台后，内阁中跟刘瑾关系密切的阁臣被驱逐，代之而入的是刘忠、梁储，文官与宦官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虽然刘瑾倒台，但此时也不是正德初年的时代，文官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

后刘瑾时代一切都没有消停，我们的皇帝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一切约束，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玩耍。紫禁城对于皇帝来说是个牢笼，这里有令人烦人的文臣、毫无感觉的皇后与妃子、令人沮丧的两宫太后，而且身居宫中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随意带进来。为了自己能够随意驰骋，皇帝在紫禁城的西边修了一座行宫，这也就是后世称为“豹房”的地方，豹房修筑完毕后，皇帝寝食和接见大臣就在这里，一直到死朱厚照也没有回到乾清宫。

豹房是个热闹的地方，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即使是妓女也可以召来此地，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经常在这里饮宴，皇帝是个性情中人，他讨厌繁文缛节，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只有酒友们尽情玩耍，行酒猜令、勾肩搭背、同床而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太平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明代的京畿实际上是个麻烦地，皇亲贵戚的田产都集中在这里，皇室和勋贵的占田必然挤压自耕农的生存空间，加上从15世纪绵延至16世纪的自然灾害导致北方的大批自耕农破产，这些破产的自耕农要么成为流民，要么成为盗匪。北方最大的盗匪是一个叫张茂的人，他结交了内廷宦官，据说还去过豹房与朱厚照踢球。正德五年，朝廷派了一个名叫宁杲的御史来剿匪，宁杲心狠手辣，捉住的盗匪命其捉拿其他盗匪，完成官府要求的人数才能赦免其罪，然后再让被捉住的人去完成相同的任务，如此以来，京畿的盗匪苦不堪言，很快张茂被擒获。张茂的家人找到内廷宦官，宦官又找到朱厚照，朱厚照开价一万两，介绍人也要一万两。

张茂的家人凑不齐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张茂的部下刘六、刘七、杨虎便商量去附近州县干一票大的，谁知这一票干的过猛，或者是手下人过于激动，连当地的县衙都给烧了，刘六、刘七大惊失色，随即逃到远处躲藏起来。虽知过后不久，官府让刘六、刘七来县衙当捕快，“捕他盗以自救”，在这种情况下，刘六、刘七便来到县衙做起了捕快，干的一段时间干的不错，但恰在此时刘六、刘七听谗言说官府要除掉他们，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如此以来，官府便将他们的家人关了起来，家产抄没，刘六、刘七又托人去递话，官府又让他们“捕盗自救”。刘六、刘七不敢相信官府，这时候附近州县已经有流民暴动，刘六、刘七便聚集了旧日人马正式跟官府对抗起来。

发端于刘六、刘七的这场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最大的农民起义，从起义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正是政府的不作为，官府对底层民众的轻视所导致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被天朝的士大夫们认真贯彻，对待底层民众他们甚至比谁都狠。不仅如此，终明一朝，王朝跟周边民族的那种紧张关系也是如此相似。

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刘六、刘七的起义军逼近京师，京城宣布戒严，十月，义军攻破山东济宁，焚烧了运河上的1000余艘漕粮，被焚毁的船只又阻塞运河，刘六、刘七的大军横亘北方数省，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流民纷纷加入，兵锋直指长江。

正在豹房醉生梦死的朱厚照慌了神，他急命惠安伯张纬、都御史马中锡率京营前来镇压，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的京营在义军面前不堪一击，张纬这个世袭勋贵什么也不懂，马中锡对军事也是一窍不通。眼见如此，朱厚照又改剿为抚，政策一变，流民有些松动，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被经办人认真执行，叛乱远没有平息，朝廷已经花钱如流水，国库空虚。

九月份，朱厚照终于接受了兵部侍郎陆完的建议，调边军镇压，这在明王朝历史上是第一次，边军由于长年驻守边疆，作战能力远胜于京军，由于边军关系到帝国的边防，轻易不调动，虽然此举开调动边军先河，但朱厚照还是批准了这一提议。

宣府镇2000人，辽东镇2000人，延绥镇500人，一共4500人，全是骑兵，另外让宁夏总兵官咸宁伯仇钺提督京畿三千营，由于叛军皆是骑兵，来如疾、去如风，所以此次平叛兵马全是骑兵，中枢试图以骑兵对骑兵。

十月份，朝廷的军队和义军在河北霸州一带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义军战死一千多人，遭受起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但义军很快恢复过来，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竟然杀死平叛副总兵冯祯。边军和京营之间也相互扯皮，摩擦不断，京营让边军在前面打头阵，然后在后面抢功，边军知道京营战斗力差，则坐视京营被屠。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北方数省的义军有两支，一支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是由杨虎、赵燧领导。刘六、刘七是流动作战，每到一处都是烧官衙、开粮仓、劫富济贫，而杨虎的义军则盘桓在河南境内，力图建立根据地以抗衡官府。眼见平叛取得不了突破，朝廷便制定各个击破的策略，免得被义军拖着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刘六、刘七的军队由于流动性太大，无法有效予以歼灭，所以先拿下杨虎的义军。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当你面对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分析矛盾究竟在哪里，然后再慢慢处理之，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眼见官军大举向河南压境，杨虎向南强渡黄河，不幸被水溺死，正德七年，杨虎部下刘三被围困嵩山，自缢而死，赵遂于江西被俘。至此，河南境内的义军全部被扑灭。

失去了河南义军的牵制，刘六、刘七日子也不好过，各路平叛大军开始围攻刘六、刘七。两刘的军队开始从河北南下，正德七年五月，两刘军队渡过黄河，接着南下湖广团风镇，义军开始横渡长江，双方在江面上发生大规模的水战，刘六战死，义军不敌，便向长江下游驶去。八月，义军的船队停泊在长江口的通州，此时突遇强台风，官军乘势发起强攻，义军转战险要的狼山，帝国的军队将义军团团包围在狼山，刘七战死，义军溃散，至此持续两年的刘六、刘七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刘六、刘七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都是明朝建国以来罕见的，竟然迫使明廷调边军前来镇压，无论起义如何迅猛，起义者并不想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农民运动的方式来迫使明王朝实行改良运动，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这些都是一厢情愿。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发端于17世纪的那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运动却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而17世纪的这场农民运动何尝不是16世纪那场农民运动的延续。

为何要在后刘瑾时代一章节中着重讲解刘六、刘七起义，我们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刘瑾死去，但天下并不太平，刘瑾的倒台是由地方的骚乱引起的，但刘瑾死后这种骚乱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国家的问题绝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虽然刘六、刘七起义被扑灭了，但战火并没有熄灭，刘六、刘七的部众在狼山溃败后进入江西，在随后的十年间他们依然骚乱不止，还有四川的民变则不在本书叙述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