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正德年,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拉开帷幕,我们的明王朝终于进入多姿多彩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精彩的人生。虽然它只有十六年,比弘治王朝还短了两年,但它可记载的事情却比弘治王朝多的多,对于士大夫来说,它是荒诞、令人不愿意回想的十六年,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它却是资料丰富的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从中枢到民间,整个帝国都在跟随那个活泼的孩子一起跳动。
朱佑樘给他的儿子选了三位顾名大臣,他们是刘健、谢迁、李东阳,时人对这三人的评价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侃,这三人都是令朱厚照头疼的人物。
朱厚照继位之初也曾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像他父亲那样,兢兢业业、披星戴月,但这明显不符合他的性格,起初他还能坚持每天早起早朝,但随后开展的经筵他再也忍受不了,皇帝自小受到多种类型人的引导,他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不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被迫接受儒生们的絮絮叨叨。皇帝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抵制经筵,终于在正德元年(1506年)他等来了大婚的机会,皇帝以此为借口暂停经筵,此一停就再也没有开过。
皇帝选择配偶的决定权通常并不在自己手里,而在两宫太后手里,正德朝的两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室选择未来的后宫之主自有它的一番标准,这个人的家世不能太显赫,她也不应该太漂亮,她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她甚至不需要有才,她只需要形态端庄,身体壮硕能生孩子即可。对于我们这个帝国来说,皇后跟他的丈夫一样只是执行礼仪而存在,或者还要执行生儿子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皇帝和他的配偶之间的爱情存在,皇帝如果不喜欢他的皇后,宫中还有无数的宫女,无论是其他妃子还是宫女选拔的标准都跟皇后一样,皇帝在这个死寂寂的宫里没有任何新鲜感。
虽然朱厚照大婚了,不仅娶了位皇后,还连娶两位妃子,但这三个女人都令朱厚照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令人厌烦的文臣,另一方面是令人毫无感觉的女人,朱厚照此刻切实感到了做一个皇帝无奈,他就像一个囚徒,一个被锁在深宫中的囚徒,但朱厚照明显是有想法的人,他不愿意就这样认命,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从1506年的8月份开始,也就是他大婚之后,他便开始跟太监厮混在一起,他们在皇宫里骑马、射箭、踢球,皇帝是个很灵光的人,他懂音乐,甚至还对梵文有研究。从这个月开始皇帝时常化装跑出宫去,在宫外的街肆流连,酒馆、赌坊、妓院都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是在妓院里看见各色女人,令他大开眼界。
九月份,皇帝与文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爆发的原因却是前面几朝都不存在的财务问题。
本朝宫中每年开支都是定额,朱厚照登基后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登基、大婚、庆典,还有数目庞大的其他花销,以及对身边玩伴的赏赐。朱厚照登基不到一年便感到手头紧蹙,便让户部拨钱,户部自然不给。眼看没有钱用,朱厚照再怎么折腾也还是不行的,看来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
朱厚照让户部的官员想办法弄钱,户部的官员只是让朱厚照厉行节约,提不出来什么能弄到钱的法子,户部官员们弄不来钱,太监们弄钱的路子却一条接一条,朱厚照这个时候发现身边的这些宦官们真是不得了。
宦官们搞钱的方法都是绕过户部,到地方去设卡抽商税,去找免税的皇庄要钱,这些措施无疑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对于这些文官们来说只有免税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理念,增税是万万不能的,从洪武开国起,除了崇祯年,本朝的税收只见减少,却没见增加。这种情况却是在人口、田亩、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儒家的桎梏在这里又一次显而易见。
而这次皇帝与文官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就是由宦官弄钱引起的。明代户部每年会给宦官一定数量的盐引,让宦官购买食盐去贩卖,实际上是在潜规则下给皇帝增加些收入,虽然这不符合规制,但社会的运行自有阴的一套和阳的一套,表面上的谓之阳,私下里谓之阴,阳的可以不去遵守,但阴的就必须要去遵守,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拎不清。
眼看发生了财政危机,朱厚照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户部还欠宫里12000盐引,如果把这部分盐引要过来,又是一大笔钱,想到这里朱厚照非常高兴,便让太监去要。太监在户部那里吃了闭门羹,户部不给,消息传来朱厚照懵了半天。他发觉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主宰天下的自己在这个国家中连讨要盐引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到,朱厚照终于愤怒了,摊牌吧,这个小牌迟早要摊。
更令朱厚照感到惊讶的是,文官们比他还要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耐,仿佛等待了许久似的。先是给事中陶谐、御史杜旻、邵清上奏书反对,接着天上出现流星,南京的官员们又以此上书要挟,然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集体上书指责宦官乱政,这些人仿佛是商量好的,朱厚照自然认为内阁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是幕后指使者。
明武宗大发雷霆,他将对内阁的怨恨发泄到户部身上,眼见如此户部官员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给6000盐引,朱厚照的怒火依然没有熄灭,自己是皇帝,居然被文官讨价还价,他将内阁三巨头招了来,要好好问问他们。刘健、李东阳、谢迁态度依然坚决,他们抬出祖制来压朱厚照,并一口咬定宦官拿着盐引干不了好事,朱厚照被激怒了,他驳斥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1朱厚照的这番话可以说已经是对帝国文官的全盘否定,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回去后集体上了一道奏折以辞职相威胁,朱厚照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的决定,同意了户部提出了只给一半的提议。
发端于正德元年的这场盐引之争似乎只是正德年间的小事件,但它却成了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君开始视臣为仇寇,由于儒生的偏执与跋扈,帝国的政治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越至晚明这种政治上的死结表现的益发显性,这不是偶然因素带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道德思想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不合拍,它不仅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反而成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羁绊,我们暂时不去探讨这些大话题。我们知道君主随意使用钱财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这只是其中一种。成化朝虽然给官僚政治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但成化朝的文官还未能成型,他们跟三杨一样跟君主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贵族的羁绊、文官的踽踽都使得此时的文官政治既决然又虚弱。但弘治朝皇帝的羸弱使得官僚跟君主之间的联系被完整的切割开来,官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而又张扬的整体。
正德皇帝在与文官的第一次交锋中败下阵来,他意识到要采取措施压制这股势力,他需要能够制衡文官的力量,在这种局面下,刘瑾走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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