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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