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皇帝死去，“好圣孙”朱瞻基提前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宣德皇帝在任的十年是明王朝最好的时期。

宣德皇帝不似他的先祖们、冷酷，也不似他的后世子孙们懦弱、消极，这是一个既对文官推崇又对文官压制的君主。仁德之君并不是好皇帝标准，因为我们的帝国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帝国，既要面对来自北方部落民族的攻击，又要面对水患、流民问题，一个既行王道又行霸道的君主无疑可以称为标准，在这方面宣德皇帝无疑是出色的。

我们可以发现宣德皇帝从小就身体健壮，他很少生病，他生的虎头虎脑颇有英气，他的性格沉稳、自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不轻易表露出来，朱棣很欣赏他，经常带他狩猎，北征蒙古也把他带在身边，并且选用帝国最优秀的文人来给他授课。

朱瞻基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相对于南方那个陌生城市，朱瞻基更喜欢北平的空旷，那种习武的战场，他善骑马，能拉开大码弓。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就是描绘明宣宗骑射的，宣宗骑在马上自由洒脱、神韵异常。

朱瞻基无疑是崇尚武力的，在朱棣死后他仍然保持着经常狩猎的传统，他甚至带着几个侍卫深入北京附近的山中打猎，充分展示了狩猎这一项活动的私密性。他也曾经亲自率领三千精骑从喜峰口出关进攻兀良哈所部可怜的牧民。

除了对军事活动发生兴趣外，我们这位皇帝还工于绘画，跟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我们的这位皇帝也对动物画感兴趣，大凡帝王都似乎对山水画兴趣不大，他们更专注于精致、近视觉的静物描绘，宣德皇帝的画作明亮、生动，善于表现动物的情感。

我们的这位皇帝不仅工于绘画，而且还精于其他乐艺，他甚至喜爱蟋蟀，他是明代第一位开始享受宫廷生活的皇帝，的确，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政通人和、民生宽松，我们的宣德皇帝已经有条件享受这种宫廷生活，而宫廷画家的笔触也向我们生动的展现了这一宫廷生活的情趣。宣德皇帝乐而不嬉、欲而不淫、威而不苛，从他的那种自信而自乐的气质来看，他更有魏晋名士风范。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宣德朝的青花瓷也达到了顶峰。

宣宗对于宫廷生活的眷念并没有妨碍他关注民生。在出游途中他遇见耕地的农夫，宣宗拿过犁推了几下便已感到很吃力，宣宗问道：“你们平日有空闲时间吗？”

农夫答：“春天耕种，夏天除草培土，秋季收获。”

“那冬天呢？冬天有闲吗？”宣宗继续问道。

“冬天还要服力役。”农夫答道。

听了农夫的话宣宗感概万分，回去作了《耕夫记》，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宣宗还作了反映农妇劳动的《织妇词》，无论是《耕夫记》还是《织妇词》都反映了宣宗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切。

宣德八年正月，皇帝下令全国延长假日，从初一放到正月二十五，皇帝命令将皇宫内的灯笼全都点着，他还下令百姓也可进宫观看灯展。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扶老携幼，熙熙攘攘进入皇宫看灯展，百姓们看着一辈子也看不到的无与伦比的宫灯惊叹到了极点。

宣德皇帝力图塑造亲臣爱民贤君的形象终是招致汉王朱高煦的不满，他开始上书指责宣宗重用文臣，乱了祖宗章法。汉王的上书使的朱瞻基和文臣们不安起来，因为朱高煦的上书影响到了文臣的利益，群臣顿时蛊惑皇帝除掉这个不尊重他们的藩王。

皇帝对他的这位叔叔一直很警觉，在他还是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叔叔针锋相对。事实证明朱高煦也并不是一个多坏的人，朱瞻基登基后，他还经常向皇帝提一些治国的建议，这说明朱高煦虽然被封在山东安乐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装着天下苍生。在朱瞻基入继大统后，汉王跟朱瞻基本人的联系也不断，汉王也经常派人进京联络，但这些都被文官们解释为打探消息。

文官们开始不断给皇帝灌输历史重演论、斩草除根论。大学士杨荣第一个蹦起来，他劝皇帝亲征以避免当年李景隆平叛不利的局面。皇帝终于带着大军向山东安乐进发，围城数日后朱高煦开城投降，朱高煦被带到北京囚禁起来，跟朱高煦有牵连的文臣武将共有600多人被处死，流放的达2000多人。事情并没有完结，数年后朱瞻基前往看望朱高煦，愤怒的朱高煦踢了朱瞻基一脚，朱瞻基让人找来一铜鼎将汉王罩在了里面，天生神力的朱高煦竟将铜鼎举了起来，大惊失色的朱瞻基赶忙让人将鼎重新压了下去，并在鼎四周架上柴将朱高煦炙死在里面，我们英俊神武的汉王殿下就这样殒命在这个世界上。这段戏剧性历史的真实性已经无从可知，但事后，汉王的子孙全部被斩杀。

史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轻描淡写，但其血腥程度不亚于朱棣的靖难之役。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此次政治事件导致朱系一脉尽诛，这在建文、永乐朝也是没有的事情。以仁德著称的朱瞻基杀起人来也丝毫不手软，洪武皇帝的《皇明祖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在明初的这两场血腥同宗残杀中中国的文官两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宣德一朝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阶段，后人称宣德皇帝为守成君主，但“守成”不应该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帝国过于庞杂，关注于内部就够这个帝国疲于奔命，如果再关注于外部只会拖跨于这个帝国。

到了宣德年交趾问题已经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从永乐年间起明王朝在越南北部这个地方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依然没有取得大的效果，所有的人早已疲倦，但却又无人敢提放弃，因为这是关乎一个帝国尊严的问题。

宣德皇帝似乎要从更高的角度来对待交趾问题。宣德元年（1426年）皇帝召见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皇帝表达了想放弃交趾的意思，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两杨的支持，这一摆不上台面的想法终于在小范围内公开起来。很快数日后，皇帝又在褰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面前重提此事，此事遭到了褰义和原吉的反对，毕竟一旦放弃交趾意味着二十年之功毁于一役，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不说，死在交趾十万以上的孤魂答应不答应还是一个问号。但我们的皇帝似乎对于此事已经下定决心，他说道：“交趾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皇帝的意见已经提前令群臣知晓，当然也传到了镇守交趾的成山侯王通耳里。

此时皇帝对于撤军交趾还没有一个通盘考虑，大约他只是开始有了这个打算，但事情的发展明显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宣德二年，安远侯柳升在倒马坡中伏全军覆没，成山侯在没有通告皇帝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军队撤出了安南。

15世纪中国人对安南的干涉主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终其原因乃是此地汉化程度过低，控制的成本已经大于收益。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沉没成本，中国人对于安南的占领付出的就是沉没成本，成本已经付出了，如果继续占领付出的成本只会更大。15世纪的这场干涉主义无疑给安南人民带来不可泯灭的心理创伤，无疑令我们的大明王朝感到深深屈辱，但安南的这个弱小民族以它追求自由独立、坚忍不拔的精神给我们的天朝上了生动一课。

虽然宣德年间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中，但有一件事情无疑唱了反调，那就是郑和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启动了，远航的光环早已淡去，这次远航多多少少有些勉强为之的色彩，它已经无法令人们再兴奋，年迈的郑和最后一次迈向了那茫茫大海。当他看着那起伏的波涛，闻着腥味的海风，过往的峥嵘岁月浮现在眼前。

这次远航照例沿着既定的路线走了一遍，并且抵达非洲东北海岸，这次航行并不是由郑和独自完成，在郑和返航后，宦官洪保前往了麦加。关于郑和的最终结局，一说死于返航途中，一说死于南京。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更像是应付一次毫无意义的差事，的确，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主要是要弄清楚宣德皇帝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对他施政方针根本不符的举措。

明朝人在安南栽了一个大跟头，宣宗皇帝试图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方式来挽回帝国失去的尊严，所以无论文官对于这一举措反应如何激烈，宣宗皇帝都是不遗余力的贯彻执行。但这明显是乏力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宣德年间早已经不具备永乐时代那种扩张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