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可定看着这两个都是姓张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略显老气模样的人握着手，他为眼前两人的热情，好像感觉总有点不是太自在的那种，但自己又不能对人家乡镇最基层干部表现得太过了，总得表现出一点明显的热情才好啊，于是他们在城关县东黎乡东黎乡乡党委书记董卿原和乡长陆加元还有张桥村村支书张耀富和村主任张新亮的引导下走访农户，首先来到了村头的何大强家。何大强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一双儿女都在沿海地区打工，何大强两口子还有七十多岁的父母就在家里务农，儿女们在外打工几年攒了一些钱，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钱，盖起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楼，前两个月刚刚竣工搬进新居，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整洁。何大强家的房子在张桥村算是很好的了，又正好在村头，所以村支书和村主任特地把伍可定一行人带到他家来访问，也有一些向领导表功的意思，这也是村干部们带领村民劳动致富的典型事例啊。

现在正是冬闲时节，村里人要么出去打工挣钱，要么在家猫冬。农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看电视，打麻将，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以此消磨时光。伍可定等人到来时，何大强正和同村的几个村民聚在一起打几毛钱一圈的小麻将，桌子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钞票，面额多是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五元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大老远就望见何大强等人正在赌博打麻将，心想这要是让县委书记看见还了得，大白天的，竟公然聚赌！两人心里发慌，于是高声喊道：“何大强，县里领导来看望你们了，赶紧出来迎客人！”

何大强等人听得村支书和村主任一通乱嚷嚷，以为是他们又在哪里喝了酒来胡闹，开玩笑，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地说：“县里领导，县里领导们都在城里享福呢，会跑到我们这种乡下角落里来？你哄鬼吧，喝了酒就回家搂你的女人睡觉去吧，你莫要在这里大吵大闹的，影响老子打牌。”

村支书和村主任急得不行，一把就把何大强从板凳上拽了起来。何大强等人抬头一看，只见伍可定领着一帮人正往屋里走来。那些人气势不凡，连自己所在的东黎乡书记乡长都在一边赔着笑脸，这下他才知道真是县里领导来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麻将，把零散的钞票悄悄塞进裤袋里，然后站在那里冲着伍可定等领导们傻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乡党委书记董卿原见村民们打麻将正好被伍可定撞见了，面子上有些下不来，心里也窝火，你说你什么时候打麻将不好，县委书记难得来一趟，你们偏在这个时候打麻将。

董卿原觉得有必要在县委书记面前表明一下态度，于是义正词严地对张桥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张新亮说道：“老张，你们两个人怎么搞的？乡里多次组织学习，传达文件，要求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你们都当耳旁风是不是？你们这样搞……”

董卿原还要继续训话，伍可定见村支书和村主任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老老实实地接受训话，何大强等人也是大气不敢出，觉得气氛过于凝重了，于是抬手打断董卿原的话说：“好了，这种事情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伍可定心想，其实在场的众人包括董卿原在内大家都知道，打麻将在整个城关县甚至全中国都是一项十分普及流行的娱乐活动了，甚至连董卿原也不敢说自己平时就没打过麻将。所谓十亿人民九亿麻嘛，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说禁就能禁得了的，只不过大家在他这个县委书记面前要做出一个一身正气、凛然无私的姿态来，要不然县委书记还以为大家同流合污呢。董卿原才三十多岁，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知道县委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好坏决定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陆加元就没有董卿原这么激动，也不急于表现自己，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自己觉得也没有多大的奔头了，当个乡长也就到头了，凡事都看得开，性子也平和了许多。

伍可定笑着对何大强说：“老同志，我们冒昧前来打搅，给你们添麻烦了，您也不打算请我们大家坐一坐？”

何大强这才像从梦中惊醒似的，赶紧张罗着让座倒水，又把提前为过年准备的瓜子花生等拿了许多出来，摊在桌子上，热情地招呼说：“各位领导，穷家小户的也没什么好招待的，随便吃点花生瓜子吧。”

这时何大强的五岁的小孙子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潘秀蓉等人带来的摄影机看，并且伸出脏乎乎的小手试图去摸那个镜头。何大强伸手打了他一下：“你个小鬼，这个东西也是你能摸得的？弄坏了把你娘老子卖了也赔不起人家，上一边儿玩去！”

小家伙吓了一跳，做了个鬼脸，伸手在桌上抓了一把瓜子就一阵风地跑出去了。

何大强有些难为情地说：“小孙子太调皮，农村人也没什么规矩，让各位领导见笑了。”

伍可定笑着说：“老张，你看上去年龄也不大，孙子就这么大了。”

何大强说：“我们农村人结婚都早，再说我也是五十岁的人了。”

伍可定说：“好哇，有福气啊，人到中年已是儿孙绕膝了。老张你孩子呢？”

何大强说：“不瞒书记您说，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媳妇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现在在家里种田也挣不下什么活钱，只能说是不愁温饱，糊口而已。这盖房子置家当的钱都是儿女们在外打工，辛辛苦苦挣来的。唉，儿女们也都大了，他们愿意出去闯也就随他们去了。”

伍可定问：“你们村像你这样的情况有多少？”

何大强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差不多能有一半左右吧。出外打个几年工，就可以盖房子了。像我们家打工的人多，就盖了楼房了，家里打工的人少的，就只能盖个平房。还有的人家不愿意出去吃苦，守着几亩田过日子就只能是混饱肚子了。”

伍可定说：“除了出去打工，就再没有别的什么致富的门路了吗？”

何大强叹口气说：“村里田就这么多，人口却不断增多，粮食棉花又卖不上价，农药化肥反而是年年往上涨，每年靠种点粮食棉花确实也没有什么余钱。我们也不愿意让儿女们跑几千里去打工，可是乡里县里也没有太多的厂。听说好多国企的职工还要下岗待业，工作也不好找，没办法只好去南方打工了。如果我们乡里能多办些乡镇企业，哪怕工资少点也愿意让儿女们就在附近打工，好歹也能常回家来。”

董卿原说：“伍书记，我们乡有五万人，成年劳动力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如果每年能组织五千人出去打工，带回来的钱比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等于凭空多出了一倍多的财政收入。这些钱用来建房子买家电，扩大消费，带动和促进了全乡的经济发展，算算这笔账还是很划算的。下一步我们准备进一步搞好劳务输出，把这当做一个重要事情来抓。”

伍可定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打工能致富兴业，但是民工们长年在外漂泊，背井离乡，亲人离散，其中的艰难辛苦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但目前的大环境和现状就是这样，暂时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和出路。